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拍摄现场。
英军战俘后人与林阿根（前排老者）、中国渔民后代见面。
“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复原图。
以上图片均为方励提供
在2014年，我首次听闻“里斯本丸”号这艘沉船。在一次出海的途中，我无意间得知这艘船至今尚未被精确地定位。由于我来自地球物理专业，并且长期从事海洋探测相关的工作，出于一种挑战自我的心态，我立志要找到这艘船。
船只定位的深入研究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1942年9月的末尾，一艘名为“里斯本丸”号的日军武装运输船，肩负着运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任务，从香港起航驶向日本。然而，由于日军未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未在船上悬挂任何标识战俘运输的旗帜或标志，这艘船在航行了三天之后，于舟山东极岛海域不幸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在沉船之际，英国战俘们纷纷跳水求生，却不幸遭遇日军的猛烈射击，惨遭屠杀。与此同时，东极地区的渔民们不顾自身安危，勇敢地投身于营救行动中。经过25个小时的艰苦努力，“里斯本丸”号终于沉入海底。
岁月如梭，那沉睡的“里斯本丸”号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人们遗忘。随着定位工作的接近完成，我猛然醒悟，我站立的海域之下，埋藏着800多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灵魂，他们如同尘封已久的秘密。我渴望揭开这些秘密，聆听历史的回声。正是这一念头，激发了我拍摄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初衷。
“打捞”沉船——
一段关于历史、生命、人性的记录
我视此片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在“里斯本丸”号沉没之前，那些成千上万的青年战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遭遇？为了查明他们的经历，我们分别在《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上发布了寻找失踪者的公告，最终成功联系到了380多位幸存者后代，搜集到了上万张历史影像资料，并且亲自对130多位受访者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三位年近百岁的事件见证者——皇家苏格兰军团二等兵丹尼斯·莫利、米德尔塞克斯军团二等兵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参与过救援行动的中国渔民林阿根。
遇见那三位长者，岁月的沧桑与身体的不适使得回忆与叙述变得异常艰难。他们是否还能记起、是否还愿意回忆起往昔的情景？我特地带来了那艘船当年的声呐图像，与他们谈论起船上的往事，逐渐唤醒了那些被尘封已久的记忆。
遭受攻击后，日军将英国战俘悉数囚禁于船舱的最底层，他们用木棍和帆布严密封堵了舱门。顿时，一种绝望的氛围在战俘中迅速扩散。不愿被囚禁，英国战俘们开始尝试自救，破开舱门跳入大海以寻求生机。
然而，他们跃出船舱，迎来的并非自由，而是日军那狂乱的枪林弹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成百上千的中国渔民驾驶着渔船，拼尽全力进行营救，带来了生的希望——“若非中国人出手相救，我们恐怕早已命丧日军机枪的扫射之下”——回忆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莫利的双手不禁微微颤抖，眼中流露出的，是深深的恐惧与后怕。他向我透露，那些中国渔民或许并不知晓，他们所救助的生命远超他们的想象。这段叙述让他的女儿丹尼斯·维尼深受触动：“中国渔民堪称英雄，若非他们及时赶到救援，我父亲可能无法存活，那么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我国渔民共派出46艘小船，进行了65次救援行动，成功救助了384名英国战俘。在乡亲们的指引下，年仅17岁的林阿根驾驶着小舢板，从清晨8点一直坚持到中午，总计救助了8名战俘。
我那时正朝着岛屿的方向奋力游去，注意到岸边遍布着众多岩石，心中正琢磨着如何攀爬上岸，却在一瞬间瞥见了一艘小船。提及中国渔民的慷慨援手，班尼菲尔德的眼眸中依然流露出激动的泪光，他由衷地感谢中国渔民，因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拯救了他人，即便这样做可能会让日军摧毁整个村庄。
遗憾的是，影片尚未与观众见面，三位见证者却先后离开了人世。然而，幸运的是，在历史即将画上句号之际，我们成功地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了抢救性记录，将其公之于众。
在拍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对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那些遇难者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亲人是否知晓他们的遭遇？事件爆发后，他们的家庭又经历了怎样的变故？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这些故事对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触动。
在英国的初次探访期间，众多故事让人深感悲痛。有些遇难者连遗骸或骨灰都未曾留下；有些遇难者连墓碑都没有，只有祖父母墓碑底部刻着的一行模糊的文字，推测他“或许遭遇了溺亡”；有些人始终珍藏着遇难亲人的信件，信中，那个22岁的哥哥叮嘱当时年仅5岁的弟弟，将来要好好照顾家人……
我清晰地记得那位首位受访者罗恩·布鲁克斯。在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查尔斯时，罗恩年仅5岁。过了很久，家人才得知查尔斯在战俘期间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谎称自己还健在，这使全家人误以为他尚在人世。直到1945年，他们才正式收到查尔斯的死亡通知，那一刻，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如今，近80年过去了，提及这段往事，罗恩依旧泪如泉涌。他始终珍藏着这封信，信中言道：“我坚信我们不久便能重逢，我将我所有的情感都倾注于你，你和孩子们务必保持乐观的笑容。”
亲历者的叙述以及家属的言辞，让我深刻认识到这部影片同样是对人性的深刻记录。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即便历经数代，亦难以完全愈合。在班尼菲尔德离世之际，他的晚辈在电话中向我透露，在临终前，老人仍旧难以忘怀那段历史，那段如同噩梦的经历，成为了他最为痛苦的回忆。众多遇难者的家属，终身都在追忆和怀念着亲人，这段历史成为了他们心中永恒的痛楚。
此片深入探寻了人性的另一维度——在极端恶劣的境遇中，个体如何进行道德抉择？这样的抉择是否会被现实困境所束缚？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渔民呈现出了他们的答案：面对衣衫湿透、身体裸露的英军战俘，他们慷慨地提供了衣物、热水以及食物；尽管岛上农田稀少，渔民们长期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然而为了安置获救的战俘，他们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尽管如此，每当重新谈论这段过往，林阿根以及众多渔民的后代们，都普遍认为那只是他们理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渔民展现出无畏生死的人道主义情怀，这种精神穿越时空，照亮了人们的心灵。2020年，林阿根离世之际，众多英军战俘的后代纷纷寄来悼念电文，他们表示：“他留给世界的财富，涵盖了勇气、英雄气概，以及一个人在遭遇人类极端恶劣行径时所展现出的善意。”
延续温暖——
一场跨越时空、国界、民族的和平追寻
今年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愈发深远：它不仅承载着某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特记忆，更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历史财富。而探寻“里斯本丸”号沉没的历史，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合作之旅。
在探寻历史的长河中，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率先挖掘，其作品《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为影片贡献了丰富的素材。随后，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接过了接力棒，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转化为生动的视觉画面，使之成为人们能够直观感受的历史篇章。此刻，接力棒已传递至全球观众的掌心，观影之际，他们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体会与深思熟虑，将汇聚成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识，这种共识使得各国携手守护和平成为现实可能。
中国渔民与英国战俘之间的，生动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即便是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人性中普遍的善良依然熠熠生辉，来自不同国度的人民依然能够携手同行，为对方带来慰藉与支持。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份温馨的氛围一直延续至今。在电影里，英国士兵约翰·韦弗与他的中国新娘梁秀金从相恋、步入婚姻殿堂到失去联系的故事，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内心。今年3月17日，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在英国举行了首映式，梁秀金的独生女黄婉琼和我一同前往英国。此次同游，旨在追寻“万里寻亲”之旅——韦弗的两位侄女与黄婉琼在舞台上重逢，83年前形成的血缘关系让三位老人激动落泪，现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在5月20日这一天，“东极渔民营救英俘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青浜岛隆重举行，18位英军战俘的后代特地从英国远渡重洋，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自《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我收到了超过130封表达感激的信件。在这些信中，有一封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信中这样表述：“尽管历史伤痕累累，但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善举依旧让人感到鼓舞。其中最宝贵的教诲便是要铭记历史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必须铭记在心。”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想要传达的声音：我们应该珍惜和平，让战争的火焰不再蔓延。
本报记者李欣怡对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导演进行了采访，并对其进行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