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一直被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中国纪传体正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史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史书树立了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
因其篇幅宏大，文体多变，普通读者往往难以深入把握其核心要义。因此，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史记》，近年来，众多解读版本接连问世，帮助读者挖掘出太史公这部世界文化瑰宝中的璀璨亮点。
“全景式著史”的视野
《史记》构建的史学框架，被后世推崇为“极致”，其影响历久弥新。司马迁与他的前辈史学家相比，在历史观和哲学理念上有哪些显著的区别？在先秦时期，史书多以编年体为主，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并将事件与年月日相联系。然而，司马迁却开创了一种多角度的史学视野，不仅包括按年代顺序记录历史事件的时间维度，还涵盖了人物活动、社会状况以及典章制度等多个维度。多种视角相互映衬，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将相关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接着突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展现其在历史舞台上丰富多彩的表演，进而描绘制度的演变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共同勾勒出从远古神话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余年的社会历史概貌。唐代文人刘知几对其赞誉有加，称其“纪事囊括了重要方面，传述详尽至微末细节，通过谱系展现了年间的爵位变迁，志书概括了遗漏之处，涉及天文地理、国家典章、朝廷制度，无论显赫还是隐秘，都无所不包，大小事宜均无遗漏”。
在众多解读版本中，陈其泰教授，作为《〈史记〉精华十五讲》的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提出司马迁运用深邃的哲学思维深入挖掘历史的根源，以卓越的历史洞察力捕捉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素，观察力的显著提升使得他能够创作出这部主线突出、重要历史事件记载详实、典章制度组织井然有序，同时内容生动且充满“立体感”的全面社会史。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不懈追求的史学成果，应当展现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全面的历史画卷，而《史记》中早已对此做出了卓越的示范。
以人为创造者的眼界
《史记》里的“本纪”主要记录那些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并且涉及帝王们的思想与个性，以及他们的重要事迹；在“世家”部分，也不乏对人物活动的描述，“列传”则完全是关于人物事迹的记载。可以说，《史记》中除去“表”和“书”这两部分，大部分内容都是人物传记，其核心是以人物为核心展开的。书中描绘的人物众多，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君王，那些左右诸侯国兴衰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的智士，四处奔走游说的策士，为秦朝统一立下赫赫战功的勇猛将领，汉初那些豪迈不凡的豪杰，以及那些在逆境中奋发图强、愈发坚强的贫士。尤为难得的是，司马迁在记载人物事迹时并未局限于帝王将相等统治阶层，他还特别关注那些出身平民的人物，即便他们是游侠、商人、医生、滑稽艺人或是占卜者等普通百姓，只要这些人性格鲜明且有所作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所建树，司马迁都会特意为他们记录在历史之中，以此彰显其将人视为历史创造者的卓越视野。
陈其泰教授指出，促使司马迁将“人”定位为历史的主导者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战国时期至今的社会经济进步，这一进步彰显了人类运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逐渐减弱。春秋战国时期，以古老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了重创；与此同时，贤能的臣子和勇敢的将领开始对国家的兴衰产生直接影响；平民阶层的力量迅速崭露头角；众多英雄豪杰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这一系列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提升。
司马迁通过记录人物的行为事迹，生动地揭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者这一核心观点，其自觉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不同阶层人物，尤其是平民中的杰出人物的活动进行了详实的描述，为后世留下了内容丰富、形象立体的珍贵史料。因此，司马迁被后世誉为中国帝制社会里难得一见的“平民史家”，名副其实。
历史发展大势的卓识
《史记》收录了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以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众多大事年表，这些年表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简洁地概述了世系、人物与历史事件。它们将我国自上古时期至今的历史划分为若干个具有各自特色的演进阶段，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从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称雄，最终迈向秦汉统一帝国的历史进程。在上述表格中，司马迁彰显出对长期历史进程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特别是《六国年表》，充分展现了其对历史规律，即不受个人意志左右的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
秦汉交替之际，汉室为彰显其建国的正当性，反复汲取秦朝迅速覆灭的惨痛教训。贾谊、贾山、张释之等汉初的文士，曾对秦朝不行仁政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将秦朝用武力征服六国视为根本性的罪过。他们经常用“虎狼之心”、“无道之国”、“蚕食诸侯”等词语进行指责，并否认了秦朝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凭借其非凡的洞察力，并未完全赞同那些当时盛行的低俗见解。他严厉批评了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所展现的残暴行径，然而，他更倾向于将秦国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在他看来，秦国凭借六代先祖的遗业而强盛，统一六国的壮举，不仅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趋势，更是对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深刻总结。在《六国年表》这部著作中，他对秦国历史的记载尤为详实。秦国在六国中位居首位，成为战国时期长达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核心。他坚信，秦国顺应时代变迁，改革旧制，契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因此，秦国得以成功统一天下。秦国结束诸侯纷争，实现全国统一，其积极作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陈其泰教授强调，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与他所秉持的一统天下观念紧密相连。司马迁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从松散的分封制逐步过渡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过程中，秦与六国在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此消彼长、攻守态势的转换、战争胜负的演变，都成为了这一历史潮流的显著特征。司马迁凭借其部分接近唯物史观的学识，撰写了这段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被视为西汉时期的一次“天才的闪现”。
拥抱各民族文化的胸怀
在先秦时代，我国中原民族自称为“华夏”，并将周边的其他族群统称为“蛮夷戎狄”，从而划分出了“华夷”的界限。然而，“华夏”与“蛮夷”之间仅存在一定阶段的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并非基于种族血缘的隔阂。司马迁对此有着敏锐的洞察，他通过丰富的文字描述，阐述了周边各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兄弟或亲戚关系，并传达了中原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同根同源的信念。《吴太伯世家》中记载：“我阅读《春秋》的古文，方才领悟到中原的虞国与荆蛮的句吴是同宗兄弟。”而在《越王勾践世家》中提到：“越王勾践，他是大禹的后代，也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出之子。被封在会稽，以此来守护大禹的祭祀。他文身断发，披荆斩棘，在那里建立了城邑。”同样，《楚世家》中也提到：“楚国的先祖源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在周文王的时代，季连的后代中有位名叫鬻熊的人。鬻熊的儿子曾侍奉过文王，但不幸早逝。
不仅如此，在汉代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汉武帝屡次对周边各族发动战争的背景下，司马迁依然强调，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才是符合所有相关方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他确认各民族共同铸就了中国的历史，并指出，各族的持续融合与统一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史记》中特设了《匈奴传》、《南越传》、《东越传》、《朝鲜传》、《西南夷传》以及《大宛传》等篇章，这些篇章将围绕着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描绘成一幅既宽广又井然有序的画卷。画卷中展现了各民族围绕中央政权展开的活动格局，以及民族间不断交流的景象。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这一概念超越了具体民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其强大的凝聚力促成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稳固。陈其泰教授强调，司马迁对于我国各民族历史的详尽记录，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接纳，太史公凭借其宽广的视野和坚实的历史证据，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向心力，这对国家统一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立足于时代的巅峰，凭借《史记》一书，生动描绘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发展源泉、人物风貌、法律法规以及社会风貌，彰显了中华文化“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宏伟气度，同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和卓越的智慧。陈其泰教授在其著作《〈史记〉精华十五讲》中，对《史记》的思想核心、丰富内涵、严谨体例、广阔视野以及精神实质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剖析。他立足于时代之巅，对《史记》的吸引力与深层含义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这些工作极大地有助于读者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理解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华文化经典在新时代的价值焕发，对于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贡献良多。（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史记〉精华十五讲》
陈其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