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京博物院举办了名为“新月与蔷薇——伊朗千年文明脉络”的特别展览。此次展览集结了来自伊朗国内礼萨·阿巴西博物馆、莫格达姆博物馆等五家文化博物机构的展品共151件/套，展品类型丰富，包括陶器、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纺织品以及细密画等，时间跨度横跨公元前3000年至20世纪，全面展现了伊朗文明的演进历程，同时也生动呈现了中伊两国间深厚的友好交往历史。
克尔曼产羊毛地毯
伊朗历史悠久，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地。策展人管琳指出，伊朗高原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包括波斯、希腊、阿拉伯、突厥、蒙古以及中亚等，这些文明的璀璨火花在此地交融、碰撞，共同孕育出了独特的文明精髓和艺术特色。
此次展览沿袭时间脉络，挑选了伊朗历史上十二个至关重要的朝代，并将它们划分为“悠久古老的古代文明”、“色彩斑斓的中古时代”以及“变革与复兴的现代篇章”三个独立展区。
黄金狮首授权环
步入展厅，那独立展柜中摆放的黄金狮首授权环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在伊朗古代文化里，环形因其形状与太阳相似，被赋予了生存、起源、创造以及永恒等多重象征意义。诸如手环、臂环、指环等环形物品，在那时被大量制作并广泛使用。管琳指出，该授权环乃阿契美尼德王朝遗存，常用于上层统治阶级向下属进行权力交接的庄重仪式，寓意着双方对忠诚誓言的互信与承诺。在该仪式上，统治阶层的中上级与下属携手紧握此环，象征着权力的正式移交。
伊朗地毯自古代起便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此次展览中便展出了六幅工艺精湛的伊朗地毯。在这些作品中，一幅20世纪初期的“克尔曼羊毛地毯”尤为引人注目，其上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的自然风景画。在这幅地毯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主体图案是以三条充满活力的主枝向上伸展形成的“生命之树”，其侧枝上点缀着石榴、葡萄等果实，同时还有鹦鹉、孔雀、火烈鸟等珍稀鸟类。管琳提到，地毯的边缘部分被形态各异的生物图案所环绕，并点缀着十个圆形的人物纹章。这些纹章上精心描绘了身穿罗马、印度、中国、阿拉伯、澳大利亚等不同地域传统服饰的人物形象。
在约两千年前，我国古代文明与伊朗古文明在丝绸之路的交汇处相互辉映，这一交融一直延续至今。
米纳伊彩绘波斯爱情故事碗
碗中心绘有两位带有突厥风貌的青年男女，他们身着融合了伊朗传统文化的服饰……展览上展出的“米纳伊彩绘波斯爱情故事碗”生动地呈现了一则源自阿拉伯文化的波斯爱情传说。据管琳介绍，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源于我国新疆地区。通过绘画来叙述故事的方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摩尼教的传播方式。进入伊朗的突厥人，作为军事奴隶，历经数代人的征战，其地位逐渐上升。随后，他们掌握了地方政权的控制权，进而成为高档手工艺品及日常用品的主要消费者。与此同时，他们的形象也开始在这些工艺品中频繁出现。
莲花纹银盘
展览上展出的莲花图案银盘源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阿契美尼德时代。这种莲花图案在伊朗历史的不同阶段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盘子正是阿契美尼德时代金银器皿的典型代表。与之相邻的，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西汉银盒，其造型与汉代及之前中国容器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它通过锤鍱技术在金属器皿上压印出了凸起的瓣状花纹。管琳指出，该金属加工技术于阿契美尼德时代达到鼎盛，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亚述时代。
西汉银盒
在展览中，可看到两件玻璃碗并排展示于同一展柜内。其中，右侧的半球形碗乃伊朗萨珊时期的玻璃制品，其表面装饰有四行凹凸的纹路，并雕刻着精致的花卉图案。据管琳介绍，萨珊王朝时期的某些玻璃器皿，特别是那些带有典型萨珊风格纹饰的碗类器皿，曾远销至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这一现象在当地墓葬和寺庙遗址中均有实物证据。这或许涉及到了左侧出土自江苏句容刘宋元嘉十六年古墓的龟背纹玻璃杯。该杯身装饰有六道磨花图案，整体造型宛如龟甲，其装饰技巧与钻石切割手法相似。通过艺术风格的分析，这种龟甲形状的磨花展现了显著的萨珊风格特点。管琳如是说。
在13世纪，蒙古族将阿拉伯技艺工匠引进我国，随之传入的还有铜胎掐丝珐琅的精湛技艺。到了明代景泰时期，这种工艺在宫廷中尤为流行，所生产的器物种类丰富，既有供观赏的陈设品，也有日常使用的器皿。其装饰图案也从最初的伊斯兰风格的番莲纹，逐渐演变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花卉以及瓜果等图案。正如管琳所言，“南京博物院收藏的这件清代铜珐琅盖碗，正是当时中国与伊朗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