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孝文本纪篇的结尾部分，司马迁对汉文帝作出如下评价：“孔子曾言，须历经三十年时光，仁政方能显现成效。若一位品德高尚之人执掌国政百年，亦能击败暴政，废止严刑峻法。此言确凿无误。自汉朝创立至今，汉文帝在位四十余年，其德政与事业已达到巅峰。”逐步迈向改革历法、选定服饰色彩、实施封禅大典的既定目标，然而，因相互谦让，至今尚未达成，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仁爱之心吗？
司马迁仅用寥寥数语，便对汉文帝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感慨于开创盛世的艰辛，并对汉文帝在文景之治时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或许正因为司马迁自身曾遭受肉刑之苦，他特别突出了汉文帝在废除肉刑与连坐等法律制度上的仁爱之心。司马迁或许还认为汉文帝更有资格进行重大改革和泰山封禅，但他却因谦逊而未付诸行动。
通过对比文、景、武三位帝王的传记，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司马迁对汉文帝赞誉之高。李陵事件使得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普遍不高，这在常理之中。然而，在文景时期，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司马迁的记载中，评价也颇为平庸。除了必要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安排外，关于汉景帝的其他历史细节几乎没有被记录。其篇幅之短，甚至不如一些世家和列传的记载详尽。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司马迁所记载的内容并未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因此不得不进行删改。说到汉武帝的生平，他最为自豪的成就可能就是对抗匈奴的战争，但司马迁在记载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相反，汉武帝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求仙问道的行为，以及封禅泰山的历史事件，却被司马迁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缺乏对比便无伤害之感，言及古代圣王如尧、舜、禹、汤等，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赞誉可谓无出其右。然而，汉文帝并非开国君主，亦非中兴之主，其执政生涯亦不长，即位过程更是充满意外与争议。那么，司马迁为何会对这位君主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呢？或许，司马迁意在借古讽今，通过赞誉文帝来凸显其，同时贬低景帝与武帝。另一方面，汉文帝的政治生涯中亮点颇多，其成就确实足以被赞誉为历代的圣明君主。
汉文帝在位二十余载，他成功继承了高帝时期的“黄老无为”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降低了赋税，并高度重视农业的繁荣。同时，对外他采取和亲策略，力求与匈奴维持和平，避免轻率发动战争。汉文帝的生平极为节俭，这一点在他的遗诏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主张薄葬而非厚葬，反对过度繁琐的丧事处理。为此，他还特别指定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全国哀悼三天。丧事结束后，无论是饮酒食肉还是嫁娶娱乐，都应恢复正常。由此可见，汉文帝一生的执政思想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倡导勤俭节约，力求减少对民众生活的干扰。在他的统治之下，大汉朝成功改变了自秦朝末年以来民众生活困苦的现状，这为文景之治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改革措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从振兴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文帝所取得的成就确实超越了众多封建时代的君主，甚至比他的亲生儿子和孙子都要出色。然而，每一代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汉文帝肩负的使命便是推动经济发展，恢复民众的活力，为后世的君主积累力量。尽管他本人或许也渴望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但若汉文帝效仿汉武帝，对内强化统治，对外发动全面战争，那么大汉朝或许就会面临覆灭的危险。汉景帝大体上沿袭了汉文帝的政策，但由于在位时间相对较短，许多计划未能及时付诸实践。然而，汉景帝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全面削弱了诸侯王国的势力，这一举措为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两朝留下的丰厚遗产，因此实现一些伟大成就变得顺理成章。
文人感同身受于民众的困苦，因此对战争的排斥情感也就不难理解了；史官持有独到的历史见解亦是常情，因为汉武帝统治后期所推行的诸多政策，对百姓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若将汉武帝统治初期的对匈之战视为自卫与还击，是具有正义性的战争，那么他在后期对匈奴及西域的用兵，则完全可以被指责为过度使用武力。在大汉王朝的治理下，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几乎将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尽管如此，汉武帝在晚年发布自我责备的诏书，这实属难得，能够认识到错误并改正的君主不多，而敢于承认错误的君主更是罕见，汉武帝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也都称职，这一点充分表明了他的伟大。文、景、武三位皇帝，在他们的时代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他们都是伟大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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