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藏书历史长河中，南宋时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得益于北宋中期出现的雕版印刷技术的持续发展，南宋时期的刻印图书已经成为官方和私人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寺庙和书院的藏书在南宋时期逐步形成了全新的藏书体系。
在方建新所著的《南宋藏书史》一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问世之后，他与朱延共同撰写的《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一书，又为南宋藏书史的研究领域贡献了一项新的重要成就。前著对南宋时期藏书领域的四大体系进行了详尽的整理，这四大体系分别是官方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以及书院藏书，同时书中还深入探讨了南宋时期的藏书家和藏书世家；而《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一书则展现了两个主要的叙述线索：一是南宋四大藏书体系的发展历程，二是南宋众多藏书家在传承知识、维护文化脉络方面所做出的关键贡献。
《南宋时期的书籍收藏及其收藏者研究》，由方建新与朱延共同著作，该作品已由研究出版社于2024年正式出版。
南宋时期的藏书人士数量相较于北宋有所增加，且其社会身份更为多样，从皇室宗亲、官员士绅到普通士人和百姓，涵盖范围广泛。然而，南宋藏书人士的主要群体仍旧是官员士绅。在这些藏书世家，延续两代以上的藏书家族大多属于官宦家庭，其中不乏世代为官的显赫家族。
南宋时期的藏书爱好者们如何丰富他们的个人藏书呢？当时，最普遍的做法是进行抄录。在这其中，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书风貌的抄写技巧叫做“影抄”，即把白纸置于原书之上，模仿着进行描红般的临摹。几乎所有藏书家都曾进行过抄录，其中不乏那些抄录书籍数量多达数千甚至上万的人。此外，有些藏书家直接购买书籍，甚至有人为了藏书不惜变卖家产，或者通过借贷来购买书籍。
除了抄写和购买书籍，那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藏书家还会通过刻版印刷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藏书。例如，井度（曾担任四川转运副使一职）为了防止南北朝时期的史料流失，在四川地区广泛搜寻珍贵的古籍版本，并亲自负责刻印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等著作。他不仅无偿地将自己的藏书赠予晁公武（此人曾是井度的部下），助力其完成《郡斋读书志》的编纂，这部《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然而，关于井度赠书的这段美谈，书中仅略作提及，让人读后仍觉意犹未尽。实际上，井度之所以选择将藏书委托给晁公武，背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晁氏家族在两宋时期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著名的藏书世家，从北宋的晁迥到南宋的晁公武，其藏书文化传承了七代之久，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一见。宋仁宗皇帝曾亲自赐予他们“好学长者”的匾额，以此来彰显他们家族学风之繁荣。
在南宋时期，若论私家藏书领域的佼佼者，陆游无疑是其中翘楚。他不仅因刻印书籍而声名远播，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搜集图书。在四川任职期间，他“满载蜀地之书而归”。此外，他的一部分藏书还源自抄录。晚年隐居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的陆游，即便不能亲自抄写，也吩咐儿子陆子隼代为抄录。
陆游毕生对藏书情有独钟。然而，印刷和购买书籍需耗费巨额资金，手抄书籍则既耗时又费力，而妥善安置与整理个人藏书亦非易事。他曾撰写《书巢记》一文，描述自己的居所被命名为“书巢”。陆游曾邀请友人参观“书巢”，由于室内藏书众多，起初客人无法进入，进入后却又难以离开，于是他笑着说道：“这次我信了，这里确实如同巢穴一般。”陆游的藏书具体去向已无法追溯。事实上，在南宋时期，众多藏书家及世家因缺乏继承人或是家道中衰，他们所拥有的私家藏书多已散落。
南宋时期的藏书家在私家藏书体系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私家藏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进展。在这其中，尤袤编纂的《遂初堂书目》专门记录了图书的版本信息，为后世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振孙所著的《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了51180卷图书，这一数字远超南宋官方编纂的《中兴馆阁书目》所记载的44486卷。得益于《遂初堂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两部著作，后世学者得以了解南宋时期诸多失传的古籍。此外，这些书籍还记录了宋代及其以前的大量书画作品与金石碑刻，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传承。书中特别指出，南宋时期的藏书家，如李清照、叶梦得、王厚之等人，对金石碑刻的考证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这些书籍还对私家藏书进行了校勘，有效地保护了文化遗产。朱熹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深入研读并细致校勘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古版本，而他所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成为了后世学者研读儒家经典的重要参考书籍。
绍兴元年，即1131年，宋高宗在现今的浙江绍兴市越州之地，恢复了秘书省的职能。定都临安，即现在的浙江杭州市，之后，绍兴十三年，也就是1143年，宋高宗又对秘书省进行了重建。此次重建的秘书省，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图书的收藏、整理、编撰、校勘以及刻印工作。为了迅速恢复官方藏书，南宋朝廷不仅鼓励臣民献出藏书，还下令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积极搜寻、征集并购买私人藏书。根据《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的保守估计，南宋时期中央政府积极征集的图书数量超过四万卷。在这些图书中，贺铸之子贺廪的私人藏书达到了五千卷，陆游之父陆宰的私人藏书则有超过一万三千卷。除此之外，还有韩琦、洪楫和赵明诚等人的私人藏书。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之际，南宋官方藏书以秘书省为核心，其数量已突破北宋官方藏书的历史最高点。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南宋覆灭之际，秘书省的藏书多在战乱中遭受损毁，而剩余的部分则散落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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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书中记载，南宋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室藏书主要被安置在皇宫中的两座殿阁之中。这类殿阁曾是南宋帝王研读书籍与设立御前讲座的场所，诸如宋高宗的“损斋”、宋理宗的“缉熙殿”和宋度宗的“熙明殿”；另一类殿阁则用于保存已故皇帝的御书御制、书画作品，包括敷文阁（宋徽宗）、焕章阁（宋高宗）、华文阁（宋孝宗）、宝谟阁（宋光宗）、宝章阁（宋宁宗）以及显文阁（宋理宗）。
南宋时期的寺观藏书，相较于官方和私人的藏书，保存状况更为完好。佛寺藏书主要包含刻印或手抄的《大藏经》，而道观藏书则以《道藏》为核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寺观藏书的发展与延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藏书家的贡献，然而在书中对此记载却相对较少。众多藏书家负责抄录《大藏经》，而无数的僧侣不仅投身于《大藏经》的刻印工作，还广泛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典籍、碑刻以及寺志。在道教文献的收藏领域，南宋时期道教文化的杰出代表白玉蟾亲身投入了《道藏》的整理与誊写工作，与此同时，众多藏书家的抄本亦成为《道藏》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抄本不仅丰富了《道藏》的内容，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可信的文本资料。
南宋时期，众多书院在宋宁宗统治时期及其后相继涌现，其中不少由藏书家所创办，诸如石林书院由叶梦得所建，南园书院由蒋友松创办，花厓书院则由应伯震所立，鹤山书院则归属于魏了翁。为了扩充藏书并获取经济收益，这些书院纷纷投身于图书的刻印工作，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图书刻印风格，即所谓的“书院本”。然而，这些“书院本”图书流传至今的却寥寥无几。据传，那个时期盛行的“书院本”主要以南宋的理学思想为基石，涵盖了诸如《大学章句集注》、《中庸首章》、《大学或问》以及《白鹿洞讲堂策问》等众多著作。
南宋时期的书院，除了拥有“书院本”之外，还因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地方官府及士绅官员的赠予图书，以及书院自行抄录和购置的书籍而丰富了藏书。特别是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鹤山书院，其藏书量高达十万卷，与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嵩阳、白鹿洞、应天府和岳麓）相比，毫不逊色。朱熹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所著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书中明确指出，书院的藏书应围绕“四书五经”这一中心内容展开，这一准则随后被南宋众多书院所采纳。然而，遗憾的是，到了南宋末年，众多书院及其藏书遭受战乱之灾，多数毁于一旦。
《南宋的藏书与藏书家》这部著作，作为近年来问世且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详细记载了南宋时期的藏书历史。书中内容详实，布局合理，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四大藏书体系与藏书大家群体的风貌，展现了藏书家们对典籍的保护和文脉传承的自觉行动与实践。然而，书中也有一些议题尚未深入探讨，比如南宋藏书家与寺庙道观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除此之外，书中对于南宋“书院本”的独特之处、流传途径以及保护状况等议题有所提及，然而论述却显得较为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