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青海玛多扎陵湖附近的“昆仑石刻”是否与秦始皇派遣使者前往昆仑山采药之事存在关联，争论尚未平息。
7月11日，《光明日报》特设“学术争鸣”专栏，连续刊登了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均从书法艺术风格这一角度对“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衣雪峰在其著作《书风与场合：“昆仑石刻”的破绽》中提到，关于“昆仑石刻”的争议主要围绕其真伪展开。从书法风格的角度来看，衣教授认为该石刻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章法缺乏纵横界格，导致其书风无法与所适用场合应有的庄重、严肃、高雅相匹配。这件作品疑似融合了秦代的石刻、诏版、简牍、印章，以及东汉时期的《袁安碑》或近现代的篆书风格，很可能是伪造者故意为之的恶搞之作。
杭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丁万里在其著作《从书法风格略议“昆仑石刻”》（以下简称丁文）中提到，若该石刻确实属于秦代，且其文字采用篆书，这对书法史的研究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期，书法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书法从业者可以依据自己对书法艺术风格的感知与理解，从宏观角度提供一种感性的思考，这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若过度追求对细节的剖析，难免会在诸多细微之处越走越远，从而偏离核心议题。而核心议题在于——关于“昆仑石刻”的真伪判断，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综合评估，书法领域的研究并不能作为最终结论。
衣雪峰认为，“昆仑石刻”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书法风格与所应展现的庄严、郑重、典雅氛围不相协调。
琅琊刻石及其拓片。光明日报 图
在文章中，他详细指出了多个问题，如“皇帝”字样似乎与秦朝的诏版相混用，“大夫”一词的水平似乎不如秦朝的封泥，“廿六（卅七）”似乎也混用了秦朝的诏版，“年”字似乎采用了近代的书写风格，“三月、己卯”似乎借鉴了东汉《袁安碑》和秦右卯廿六刻石，“到”字似乎与秦朝的印章相似，“前”字似乎与秦简或大篆相混用，“里”字似乎与秦简或西汉石刻相混用。他据此认为，“昆仑石刻”在书写风格上混用了多种、多个时代的特色。
衣文指出，“原释文中提到‘一百五十里’，而‘一百’极有可能是由‘二百’合并而成的（作者注：在古汉字书写中，有时会将两个或多个字合并书写），故此‘二百五十里’或许正是作伪者故意留下的线索，一种玩笑，亦或是一场恶作剧。”
丁文在广泛吸收了各种意见之后，提出仅依据书法风格的不同，不足以作为判断“昆仑石刻”真伪的唯一依据。
图①：昆仑石刻“藥”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樂”字
图②展示了昆仑石刻上的“月”字以及秦公大墓石磬上的“月”字图案。图片来源于光明日报。
丁万里认为，“不论是‘秦八体’抑或‘新莽六书’，这些均是对文字的归纳与区分，并非当时人们用以书写的依据。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书写法则，而不同的场合与材料确实会导致风格上的变化，有时甚至形成特定的书写模式，然而，无论怎样，它们之间在本质上仍是相互连通的。昆仑石刻，无论其真伪如何，均堪称独一无二，无可与之匹敌的同类作品。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以现代的观点来验证古代的记载。正如清朝的学者依据莱子侯的刻石断言“西汉时期并无隶书”，然而这一说法却因出土的汉简而遭到事实的强烈反驳。
昆仑石刻的书法技艺究竟怎样？这涉及到一个相当主观的议题。书法界所谈的“理性”实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对于同一件作品，出现截然不同的正面和负面评价，实属常见现象。他坚信，若从秦人的视角出发，崇尚宏伟庄严，以琅琊和峄山的刻石为标杆，那么“昆仑石刻”与之相比，在艺术性上显得相去甚远，似乎并不突出；然而，若以书法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并放下对传统秦篆风格（即玉箸篆）的固有成见，那么“昆仑石刻”便显得格外鲜活，其书写性极强，笔触饱满，字形错落有致，布局随意而有序，随石而形，自然分布。
丁文强调，书法艺术风格的评判存在显著的主观倾向，由于学者们的认知和审美观各异，他们常常持有不同的看法，很难达成一致且被普遍认可的结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书法作品优劣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价者对风格内涵理解的深浅和广度。其次，每个人对风格的解读，未必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秦篆风格，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二点，即便在艺术呈现上有所不足，‘优劣’与‘真假’并非同一概念，我们绝不能依据书法艺术的评价标准来断定作品的真伪。因此，在讨论‘昆仑石刻’时，我们不能将文字与书法的审美完全等同起来。前者关注的是用字的正确与否，而后者则着眼于书法的审美价值。”
丁万里在文章结尾着重指出，要判断石刻的真伪，必须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借助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全面分析石刻的材质属性、所在环境、文本信息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等多个维度。通过多角度的交叉验证和深入研究，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且严密的证据体系，进而得出科学且可信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