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文物局揭晓了最新一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山西的陶寺遗址光荣上榜。这座拥有约4000年历史的古城遗址，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的精心策划下，重获活力。“我们计划借助科技的力量，使这些沉睡的遗址能够‘开口’讲述它们的故事。”王璐如此表达。
科技破解千年遗址展示难题
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占地面积超过500公顷，却遭遇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规模宏大、遗存分散、价值重大但理解难度高的展示问题。王璐回忆起首次实地考察时，眼前所见唯有农田与冲沟，而数千年前繁华的都城早已深埋于黄土之下。
王璐所率领的团队提出了“可持续、可生长”的规划理念，并运用了多种科技手段，使得古老的文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遗址的活化工作中，他们运用三维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生动地还原了都城的布局以及圭表测影的场景；同时，通过数字动画技术，生动地展现了观象台的运作机制。“这些技术使得原本抽象的历史变得直观且易于感知。”项目组成员陈旭这样介绍。
在团队的创新实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把公园定位为“流动的遗址博物馆群落”。他们精心设置了6个主题展馆，在关键位置，通过数字化展示技术，全面展现了宫城建筑、王族大墓、陶寺龙盘、礼乐器具等众多代表性文物。这种做法，宛如将博物馆的精华“分散”到遗址的各个角落，使游客在漫步游览的过程中，能够深刻体验到文明的演进和历史的场景。王璐指出，"一总六分"的阐释框架全面揭示了遗址的重要性，这种古今交融的创新模式不仅构建了空间展示的体系，而且还成为了早期都邑遗址活化的重要典范。
团队针对地面无形的重大遗址核心遗存，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展示形象、阐述其价值以及促进公众参与，从而有效增强了公众对该遗址的认识。王璐提到，以陶寺遗址的规划为参照，研究团队展开了广泛的复原性研究及空间转换活动。在普通居民区或是贵族居住区，他们挑选了若干处遗址进行展示，以此来呈现古人的居住模式和日常生活画面；而在宫殿区域，他们运用空间叠加和数字化技术进行了复原；对于那些虽然价值非凡却仅存基础结构的阙门，则通过展示其形象来凸显其在空间布局中的标志性作用。
跨学科融合深耕大遗址保护
陶寺遗址的规划之所以取得成功，得益于王璐在大型遗址保护领域积累的近20年丰富经验。自2006年起，王璐便投身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工作之中。“那时，大明宫遗址之上充斥着棚户区，遗址本身深埋于地下，保护和开发的冲突尤为尖锐。”王璐如此回忆道。
她所在团队提出了一种“遗址本体维护、价值解读、环境再造”的综合模式，通过格局的凸显、空间的呈现、微地形的精心设计等手段，在确保遗址得到妥善保护的同时，成功还原了唐代宫殿的壮丽气势。如今，大明宫已经成为西安的文化象征，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百万。
2018年，我们的团队投身于陕西统万城遗址的规划与设计任务。这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匈奴古城，激发了团队的灵感。他们采用了空间叙事体系、数字建模、遥感技术以及地理信息系统，对传统的建筑工艺、城墙的走向以及城门的构造进行了精确的还原。王璐指出：“每一处遗址都拥有其独有的特点，我们必须将多学科的知识系统性地融合，为每个遗址量身打造出专属的规划与设计方案。”
王璐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成功完成了对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杭州跨湖桥遗址以及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等多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设计任务。这些宝贵的经验最终被整理并融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中，进而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关键指导性文件。
王璐指出，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依靠多学科领域的共同努力。在陶寺项目上，项目团队汇聚了建筑、考古、城乡规划、文物保护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共同打造了一个集“研究阐释、保护展示、传播教育、传承利用”于一体的技术支持框架。这种跨学科的整合不仅增强了规划工作的科学性，还为其他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王巍，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在评价中指出，该团队对陶寺遗址的解读之深与规划之新，为早期都城遗址的复兴与运用贡献了宝贵的学术借鉴和实操榜样。（记者：王禹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