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揭晓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单上，两座古城遗址的名字格外醒目。它们就是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和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对这两处遗址的深入研究，极大地增进了学界及公众对中华文明早期城市形态的认识。
就其属性而言，盘龙城与琉璃河古城均被称作“边城”，它们分别见证了商代早期至中期的南方边疆繁荣，以及西周初期边陲封国燕国的辉煌都城。相较于殷墟、丰镐等商周王朝的中心都城，这两座“边城”展现了各自独特的职能和等级，成为我们今天深入探究商周早期城市历史的关键证据。
这两座古城遗址，均于20世纪中叶得以发现。时至今日，已逾半个多世纪，古城的遗迹依然接连不断地呈现令人振奋的新发现：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遗址的杨家湾北坡首次挖掘出一条走向和形状较为清晰的大型石砌条带状遗迹；自2019年起，琉璃河遗址陆续揭示出外城壕、外城墙、燕侯家族墓地以及平民墓地等多个新发现。这些重量级的最新发现，正是两处遗址获评年度考古重大发现的坚实基础。
“襟带长江”的盘龙城
孙卓，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盘龙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表示，盘龙城遗址荣获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称号，这不仅是对该遗址最新考古成果的认可，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遗址探索大遗址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创新思路、方法和技术的成就。
孙卓提到，2024年标志着盘龙城遗址被发现整整七十年。自2013年起，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盘龙城联合考古队先后在王家嘴、小嘴、杨家湾、小王家嘴等地持续进行了考古挖掘。同时，他们在遗址保护区内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探活动。
位于湖北武汉黄陂的盘龙城遗址，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长江中游，为中华文明的演变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这一遗址的发现，颠覆了学界关于“商文明在长江流域发展不足”的固有观念，成为华夏文明形成阶段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并行发展的历史见证。考古发掘不仅出土了众多工艺高超、价值连城的文物，而且成功还原了盘龙城在商代的城市聚落空间布局和风貌特点；首次确认了盘龙城拥有规模可观的青铜器专业制造工坊；同时，也揭示了该城市聚落布局的形态及其演变过程。
学界对于盘龙城古城的性质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军事据点说和方国说等理论。这些观点认为，该城可能是商朝在南方的军事要塞，亦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方国。孙卓指出，2024年在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北坡的新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盘龙城乃一地区性的中心城市。
考古学家在杨家湾北坡发现了一片由石头堆砌而成的人工结构，这些结构的年代可以追溯到盘龙城城市聚落的末期。杨家湾南部是贵族居住和安葬的核心地带，而北部的石制建筑，两者结合形成了盘龙城遗址在晚期城市聚落中的核心区域。这一区域不仅显示了盘龙城城市聚落晚期遗址的社会地位较高，同时也反映了在城市规划中灵活利用地形的特点。
孙卓指出，盘龙城遗址所呈现出的高品质遗迹特征以及高密度的石构建筑工程，进一步彰显了该地区作为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
盘龙城遗址的新发现揭示了该城的昔日辉煌，同时也证实了长江流域文明的进步程度，以及长江与黄河流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孙卓指出，盘龙城作为中原王朝向南拓展的政治中心地位得到确认，为长江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依据。
“定盘北京”的琉璃河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紧邻现今北京市行政边界的琉璃河遗址，在距今3000年前的时代，曾是北京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核心地带。
琉璃河古城，位于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是北京地区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发源地，因而享有“北京城之源”的美誉。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馆员，同时也是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指出，经过大约三年的深入勘探与挖掘工作，考古团队成功发现了外城壕以及外城墙，从而确认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实际存在。这一发现使得该城址的规模从原先的不足六十万平方米，大幅增加至大约一百万平方米。
这一新发现揭示了，即便是位于边陲地区的西周封国，其城址结构亦能如此之复杂，与周原遗址中心的西周王朝遗址相仿。这一发现既证实了部分学者的推测，又打破了学术界之前的认知界限。在此次考古活动之前，琉璃河遗址已探明了一道城墙，然而当时的城址规模不大，结构相对简单，人们对于是否还存在更大的外城尚存疑虑。
要全面认识西周时期，我们必须不仅关注其核心区域，还要深入探究那些封国。王晶指出，燕都的内外两道城墙，正是西周时期分封制度在国家和边疆治理方面影响力的生动体现。
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时期北京地区政治版图的中心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期考古发掘中，专家们出土了五件青铜器，其上铭文长达四字，铭文内容为“太保墉匽（燕）”，揭示了“太保召公莅临燕地，着手建造都城”的历史信息。
西周初期，召公虽然被封赐于燕地，然而学术界对于他是否亲自踏足燕地尚存疑虑。近期，“太保墉匽（燕）”铭文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燕都的建造者正是召公本人。
在古城中心偏北的区域，考古团队意外地揭露了一座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的二号巨型夯土建筑基址，该地点附近还陆续出土了诸如支钉板瓦、刻辞卜甲等属于西周时期的高等级文物。外界普遍推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燕侯宫的所在之地。
王晶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遵循系统化聚落考古与城市考古的指导思想，有步骤地开展墓葬和城址的挖掘工作，致力于解开更多未解之谜，并致力于保护与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
新技术引领新发现
在两处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年轻的“90后”们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这场考古活动，如同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接力赛”，每一代考古人员都承载着各自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这场“接力赛”的进行颇为艰难，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燕文化考古研究部馆员安妮娜所述，其中仅是查阅资料这一环节，就极大地消耗了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在几十年的辛勤工作中，考古学家们搜集到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然而，这些资料的格式和规范千差万别，其详尽程度和可信度也各有高低，因此，仅仅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整合，便是一项耗时长、精力巨大的任务。
早年由于资料未能实现数字化及标准化管理，导致众多信息未能得到妥善保存与合理运用。以学者意外离世为例，他们手中握有的部分资料或许就此消失，无人知晓。安妮娜如此陈述。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安妮娜牵头设立了地理信息平台，该平台能够将遥感探测、航空拍照、勘查与挖掘的成效整合至同一空间的多层图像之上，并且能够在二维视角中绘制出遗迹的剖面图。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同一遗迹的考古发掘的文字记载、数字化绘制的图样、拍摄的照片、三维构建的模型以及编制的表格汇集起来，逐一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便需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并重新进行核实。安妮娜这样说道。
自2019年起，琉璃河遗址的勘探工作已覆盖超过八十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也达到了三千四百平方米。无论是规模宏大的祭祀坑，还是细致入微的探孔地层，所有空间数据都必须上传至系统，并由安妮娜亲自进行逐一核对。
廖航，这位出生于90后的学子，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顺利毕业。在学生时期，他投身于盘龙城考古事业，一干就是六年。如今，他已成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的副主任。
廖航指出，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嵌金饰品在发现时已经分裂为两段，失去了其原始形态。他将该文物运送至南方科技大学的文化遗产实验室，并亲自参与了后续的研究、检测以及复原工作。
据相关报道，绿松石嵌金的饰品在出土时，其核心的菱形装饰品未能被发掘出来，隐藏于泥土之中。随后，借助X光扫描技术，考古专家在图像中偶然发现了这枚金饰的存在，从而证实了该器物的左右两部分原本是连为一体的。
宋若虹，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宣传策划部的负责人，指出，得益于众多年轻力量的融入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考古领域已逐步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成果实现了深度的结合，考古工作的效率与视野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考古领域的最新发现，其“新”之处不仅体现在所取得的成果上，更在于支撑这些成果的崭新人才阵容、创新的技术手段以及新颖的思维模式，这些同样构成了令人鼓舞的动力源泉。宋若虹如此表达观点。（本报记者 孙明源 吴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