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曾是一个崇奉众多神祇的国家。在天地之间，每一事物都对应着一位神灵。土地之上，有守护土地的神明；山林之中，有掌管山林的守护神；江河之畔，有管理水流的河神；而城市之中，则有守护城市的城隍神。
城隍神源自土地神的传承。最初，土地神存在，随后城市兴起，城隍神应运而生。土地神位居首位，城隍神则稍后出现。按理说，土地神规模更大，城隍神相对较小。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变，生活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中的城隍庙规模日益扩大，而土地神则逐渐淡出城市，转变为乡村的神祇，城隍神的地位反而超越了土地神。
城隍神与很多神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
城隍庙中所敬奉的城隍神并非专指某一位神祇，而是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各地均供奉着各自的城隍神。
中国神庙所供奉的神祇各有专属，例如文庙敬奉孔子，武庙祭祀关公，三清观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财神庙则供有赵公元帅、关公、比干、范蠡等神祇，而土地庙则是土地公公与土地奶奶的居所。唯独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众多，形态各异，种类繁多，难以一一列举。
《履园丛话》中钱泳所述，城隍神之灵验显著，各自都有特定的名字，诸如汉代的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等人，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这正是《祀典》中所言“对于抵御灾害、保护民众、有功德的，应当加以祭祀”的含义。那些在抵御灾害、保护民众方面有功德的，都有资格成为城隍神。
《枣林杂俎》中明谈迁记载：“南京之城隍神为孙策，北京之城隍神为于谦，杭州之城隍神为周新。”
孙策在南京城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被南京市民尊为城隍神。于谦在抵御蒙古也先部的入侵、保卫北京城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因而被北京市民尊为城隍神。周新在担任浙江按察使期间，秉持公正，为民伸张正义，深受百姓爱戴，于是杭州市民开始敬奉他为城隍神。这三位之所以被尊为城隍神，皆因他们在城市建设方面建立了显著功绩。
各地城隍神的情况普遍如此。在每一座城市中，总能发现这样一位人物，他对城市的建设与进步，对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贡献巨大，因此被尊崇为城隍神。
湖州府的庙宇供奉的城隍神乃明成化时期的湖州知府劳钺。劳钺，江西德化籍人士，在湖州任职四年，因成功平定盗贼而立下赫赫战功，同时因劳累过度而身患重病，最终在任上离世。他去世后，湖州的人民将他尊为城隍神。
所列城隍神皆有姓名，且在史册中有迹可循。然而，部分城隍神的起源却难以追溯，其来历成谜。
宋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载：“（城隍神的别称）诸如温州的富俗侯、处州的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的安邑侯、临安县的霸国侯王、兴国军（位于永兴县，现今湖北阳新县）的高陵王、筠州新昌盐城的盐城王、浑州的定湘王、泉州的明烈王、潼川兴元安平将军、汉州彭州的安福将军、邛州大邑县的安静神、广州的羊城使者等，均无人能探明其由来。”
理论上，一座城市只需供奉一位城隍神。然而，实际上许多城市的城隍神不止一位。
上海城隍庙内所供城隍神像，前殿之中，供奉着金山神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的神主（图1），而正殿则供奉着被封为四品显祐伯的城隍神明待制秦裕伯御史。进入清朝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江南提督陈化成为了抵抗英军，英勇战死在吴淞口。他的塑像在文革之前，曾被安置在城隍庙霍光神像的背壁之后，因此，上海城隍庙有了“一庙三城隍”的别称。
图1
在上海的三位城隍神中，陈化成（如图2所示）是唯一一位对上海有所贡献的神祇。遗憾的是，在动荡的十年间，他的塑像消失无踪长治县都城隍简介，尽管后来并未得以重建。
图2
将霍光奉为上海的城隍神似乎有些不妥，上海的建城与他并无直接联系。然而，这并非毫无根据。霍光曾立于皇帝身后，令皇帝如芒在背，他的威势必然能够震慑海风和海潮。
将秦裕伯封为上海城隍神似乎有些勉强。秦裕伯原是元朝的官员，朱元璋三次征召他，他却坚决拒绝。后来在压力之下，他虽被迫入朝，却只是“受事不受职”。秦裕伯离世后，朱元璋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为由，亲自下旨封他为“显祐伯”，并尊称他为“上海邑城隍正堂”。秦裕伯是江南地区的知名人物，他对大元朝的忠诚始终如一。朱元璋希望江南的士绅都能像他忠于元朝一样，忠于大明。
城隍之名，并不固定，常因时而易。
苏州府城隍曾提及，昔日传说之神为汤文正公斌，后来又改为陈榕门先生宏谋，紧接着又变更为巡抚吴公坛继，再之后又更改为观察顾公光旭。如今听闻，神祇之位又转至陈稽亭主政鹤。在三四十年间，神祇之位屡次更迭，难道这阴阳之间本就相通无间吗？
苏州府城隍神历经汤斌、陈宏谋、吴坛、顾光旭，最终定于陈鹤。在这三四十年间，城隍神职位更迭五次，每位城隍神的任期均不超过五年。
五位苏州府城隍神的简介如下：
汤斌，来自河南睢州，曾担任江苏巡抚一职，官阶高至工部尚书。他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和官员。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年自号潜庵。在康熙年间，汤斌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官职包括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
陈宏谋，广西临桂（现属桂林市）人士，在苏州并无任职档案可查，其官职最高曾达东阁大学士，同时担任工部尚书一职。
吴坛，山东海丰人，曾任江苏按察使，官至刑部侍郎；
顾光旭，江苏无锡籍贯，未曾有在苏州任职的记载，其官职曾升至甘肃的干凉道，以及署理四川按察司使之职。
陈鹤，江苏元和（现属苏州）人士，未曾有在苏州任职的记载，其官职最终升至工部主事。
这些人并非全是对苏州有所贡献的，其中不乏苏州本地人士；而有些虽非苏州人氏，亦未曾在此地任职，却因他们或有着显著的功绩，或在文学等领域有深厚的造诣，深受民间敬仰，故而被尊为苏州府的城隍神。
城隍神与武庙中的关公、财神庙里的财神有所区别，这些庙宇并不供奉神夫人。而城隍神则通常会有城隍夫人作为配祀。
城隍神的配偶通常并非其原配，多数情况下，城隍神先存在，随后才会为他挑选一位年轻且貌美的妻子作为伴侣。
城隍夫人的选配比城隍神的确定更为荒诞不经。
琼海乐城（原县治）的城隍夫人，其身份确定于日本占领时期。记得那时，琼海日军司令曾前往城隍庙观赏戏曲，不料游击队突然闯入，向庙内投掷了一枚炸弹，所幸并未引爆。随后，双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枪战，游击队迅速撤离，然而，一名年轻的女子在逃跑过程中不幸中弹，倒在了树上。当地居民庆幸不已，若日军司令被炸死，恐怕会招致日军的严厉报复。尽管发生了枪战，然而双方均未遭受伤害，唯独有一位年轻女子不幸离世。因此，人们纷纷传言，这得益于城隍老爷的庇护。那美貌女子的离世，据说是因为城隍神对她情有独钟，于是为她塑造了雕像，并选她为城隍神的配偶。
城隍神是有爵位的。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中记载，（后汉隐帝乾祐三年）八月辛亥这一天，蒙州城隍神被封为灵感王。这一事件，是关于城隍神获封爵位的最早记录。
《元史·本纪第三十三》中有所记载，元文宗于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对大都城隍神进行了加封，尊称其为“护国保宁王”，同时，其夫人亦被封为“护国保宁王妃”。元朝乃蒙古族所建立，其皇帝不仅对城隍神予以封号，连城隍夫人亦未例外，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元朝对汉文化的尊重与重视，堪称值得称道。
京城城隍神被称为都城隍神，“都”字蕴含着总揽和总管的双重含义，象征着它掌管着各府、州、县城隍的神灵。
城隍各自独立，并无统一体系。然而，蒙古人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渴望将天下的城隍纳入旗下，于是产生了“都城隍”这一称谓。此称谓在明清两朝均得以沿用。
《余冬序录》中何孟春记载，我国洪武元年，朝廷颁布诏令，对全国城隍神进行封号，位于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封为帝，而在开封、临濠、太平府以及和滁二州的城隍神则被封为王，至于其他府州县的城隍神，则分别被封为公、侯、伯。
城隍神的官职会因地域而异，具体爵位各有不同。在应天府，也就是古都京城，城隍神被封为帝位。而在开封、临濠（现今的凤阳）、太平府（其治所设在当涂县，辖区范围大致与现今安徽省的马鞍山市及芜湖市相当），以及和州、滁州的城隍神，则被封为王爵。这些地方与朱元璋的发迹历程密切相关。此外，府城的城隍神被封为公爵，州的城隍神被封为侯爵，县的城隍神则被封为伯爵。当时府为省下的二级单位，府下设州，州下设县。
各级城隍所封的爵位，均有爵号。
《明集礼》中记载：“元封时期，燕京城的城隍被封为护国王，至治年间，溧水城的城隍又被加封为灵佑广惠侯。我国朝代初期，沿袭旧制，曾将京都的城隍封为承天鉴国司民统神昇福大帝，各府城的城隍则被封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各州的城隍被封为鉴察司民城隍灵祐侯，各县的城隍被封为鉴察司民城隍显祐伯。”
各级城隍神除有爵位以外，还有官级与专享的服饰与冕冠。
《涌幢小品》中记载，洪武二年时，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以及滁州、和州二州，城隍均被封为王，位列正一品。各府则封为公，官职为正二品。州级官员被封为侯，品级为正三品。县级官员被封为伯，品级为正四品。应天官员的衮冕装饰有十二章，而开封等五府州及各府官员的冠冕则有九旒九章的装饰。州县官员的冠冕则装饰有七旒七章。
应天府的城隍神被加封为帝位，有权佩戴象征着天子尊荣的十二旒冕。这十二旒冕是皇帝独享的礼冠，其上装饰着12排玉石，每排玉石又分为12块。此外，他们还能身着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种图案的衮袍，这些图案均为天子专用。至于被封为王爵、公爵、侯爵或伯爵的城隍，他们的封号依次降低，所享用的衣冠等级也随之降低。
城隍庙有保护国家政权的安稳的作用。
城隍神的首要职责是守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因此，身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亦需对城隍神进行祭祀。
天子祭拜城隍神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记载，《记》中提到：天子的蜡祭共有八种，而伊耆氏是蜡祭的始创者。《注》中解释称，伊耆氏即是尧。蜡祭中祭祀了八位神祇，其中水庸占据了七个位置，水指的是隍，庸则指的是城。这标志着城隍祭祀的起源。
伊耆氏亦称尧帝，或有人认为其为炎帝。在尧帝时期，天子于腊月举行祭祀，供奉了八位神祇，其中城隍神位列第七。由此可见，对城隍神的祭祀在尧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后世天子祭祀城隍庙，首见于正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宋史·礼志》中记载，（建隆元年）六月，太祖成功平定了泽潞地区（即现今的晋冀一带），并且继续祭祀城隍神。随后，他征讨扬州河东地区，依旧沿用了这一礼仪。
明太祖朱元璋也亲祭过城隍神。
明王圻在其著作《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洪武九年二月时），京都城隍庙，（山川坛）的正殿，（皇帝）亲自进行了祭祀之礼。
皇帝不能亲祀城隍神，则派遣官吏代为祭祀。
《明史》卷二十六记载，京城之都城隍神原本位于顺天府的西南方位，其诞辰定于五月十一日，因此每逢此日以及节令之时，都会有官员前往祭祀。
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也是年年派代表祭祀城隍神。
《大清宣统政纪》中明确指出，宣统帝在1916年最后一次派遣官员祭祀都城隍神，而那时大清帝国已经覆灭六年之久。尽管如此，依据清朝政府与民国临时政府共同制定的《优待清室条件》，清朝皇帝仍然保留着皇帝的称号。究其原因，大清王朝曾赋予我们辽阔的疆域。
保护城市的安宁是城隍的神主要作用。
保护所在城市地方的安宁，是城隍庙的又一大功能。
《谰言长语》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全国：今后仅官府有权祭祀城隍神，民间士庶不得参与。这一规定源于古代造字之始，在《周易》的系辞中已有体现。城隍庙的设立，大概是为了供奉那些配享祭祀的灵位。在配享祭祀的庙宇中，城隍的地位，就如同明堂祭祀一般崇高。
城隍神的祭祀已被确立为国家制度，故而不仅皇帝必须进行祭祀，各级政府的主官亦需将祭拜城隍神视为一项关键职责。
凡有城市的地方，基本都建有城隍庙。
北京设有都城隍庙，各州府所在地均有城隍庙，县城同样设有城隍庙。对于那些与府州同城的县份，甚至可能修建两座城隍庙，分别是府城隍庙和县城隍庙。
省城内并无城隍庙的设立，这主要是因为省级行政区的管辖范围相当广阔，其中相当一部分区域是乡村地带，这样的地域范围不宜由城隍神来统一管理。在这些乡村地区，城隍神的管辖权并不适用。
某些县域缺乏城市，故无法设立城隍庙，然而，鉴于对城隍神的崇拜已被纳入国家官方典籍，即便无城可依的县官亦需举行祭祀，因此，土地庙便成了祭祀城隍神的场所。
《周礼全经释原》中记载，明代在兵部设立了职方司，该司负责管理疆域图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务。职方司的最高负责人被称为职方郎。城隍神是守护城市的神祇，其保护作用主要表现在武力方面。因此，城隍庙的管理权归属于兵部。
除了兵燹战火以外，地方上凡遇水旱蝗灾疾疫，必祷于城隍庙。
祭祀城隍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
官员们祈求城隍能够受到应有的尊敬，同时，在举行祭祀仪式之前，他们必须进行斋戒，这意味着在祭祀前要沐浴更衣，摒弃一切私欲，比如不饮酒、不吃荤腥，以及避免夫妻间的亲密行为，以此来表达他们的虔诚之心。
李虹若在《都市丛载》中记载：“光绪十二年，丙戌年，祭祀斋戒的日期如下：都城隍庙于七月初一日孟秋时节，祭祀前需进行三天的斋戒；九月十八日的祭祀前，则需斋戒两天。”也就是说，在每年的孟秋时节，对都城隍庙的祭祀活动长治县都城隍简介，必须提前三天开始斋戒，而九月十八日的祭祀前，斋戒时间为两天。
但有的官员却不是这样。
《水东日记》中记载，城隍神在祀典中并未被提及，但在吴越地区却有所供奉。当地百姓在水灾、旱灾、疾病和瘟疫发生时，必定会向其祈祷。在唐乾元二年秋七月，缙云县遭遇干旱，到了八月十五，县令李阳冰亲自前往神庙祈祷，并与神明约定：“如果五天之内仍无降雨，我将焚毁庙宇。”到了约定的日子，果然降雨，全县百姓都得到了满足。于是，县官和长老以及众官吏将神庙从西谷迁移至山顶，以此答谢神明的庇佑。
李阳冰，唐代的学者，出身纯正，曾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他的篆书技艺被誉为“自李斯之后，千年一遇的绝世之作”。在担任缙云县令期间，为祈求降雨，他亲自前往祭拜城隍神，举止间却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甚至威胁说，若雨水未按时而至，他将放火烧毁城隍庙。
据李白所著《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所述，我国贤臣韦公……面对洪水肆虐，城郭被淹，河流泛滥，人们忧虑如同鱼鳖，岸边景象模糊难辨，犹如牛马难分。韦公于是态度坚决，神色庄重地对城隍神说：“若雨水不停，我便将砍伐大树，焚烧清净的祠堂。”他的诚挚感动了神明，其回应迅速而明确。
韦良宰，时任鄂州刺史，性情刚烈。那日暴雨如注，水患连绵。他径直来到城隍庙，高声争辩，声称：若城隍神不能在一天之内止住这场暴雨，他将砍伐庙中树木，将城隍庙付之一炬。
人死之后需到城隍庙报到。
城隍神掌管着阴间的诸多事务，因此，在古时候，一旦城里的居民离世，他们家人便会前往城隍庙进行报告，这一行为被称作“告庙”。
报到的时间，因地而易。
按照缪荃孙在《江苏省通志稿礼俗志》中引用《泰州志》所述，人逝去后的第二天，需前往土地祠进行祭拜，以示对土地的占用表示歉意。到了第三天，则需前往城隍庙进行相应的仪式。在城隍庙的祭拜中，需燃烧大量的纸钱，以示对神灵的敬意。而一般民众则需赤脚徒步前往，以此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与尊敬。士绅阶层，包括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士族、从官场退隐回乡的官员，以及在当地享有一定声望的富裕人士，他们无需亲自徒步前往，可以直接前往城隍庙的大厅进行“告庙”仪式。
北方某些乡村设有“五道庙”（如图3所示），当地居民在亲人去世后需前往该庙进行祭祀，实际上这处庙宇相当于城隍庙在乡村的派出机构。由于村民们不便都前往城中的城隍庙进行祭祀，因此就近处理无疑更为便捷。
城隍庙有警示人们多行善事、不可作恶的作用。
图3
国人需他人来约束。世间有官府进行管理，离世后则有城隍神负责照料。常言道，“阳世有阳间的治理，阴间有阴间的管理”。
所以，不管你是谁，也不管是死是活，总是要被管制的。
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管。
若人们坚信，死后需遵从城隍爷的指示，方能安心，方能稳妥。否则，若在那幽冥之地，城隍神不闻不问，沦为孤魂野鬼，那情形实是令人畏惧。
为了获得城隍爷的庇佑，确保来世能享有安宁，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世时不得为恶，必须行善。因此，众多官员和富豪纷纷投身于慈善事业，他们修建桥梁、铺设道路、创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救助困难之人。在往昔，许多地方的公共设施便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从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大众普遍认同，人死后将进入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则由城隍爷掌管。若在世时表现优良，未曾作恶，积德行善，那么在城隍爷面前，自能获得妥善的安置。然而，若是有人为非作歹，欺诈蒙骗，那么在离世之后，便将坠入地狱，遭受刀山火海的永恒折磨，亦或是转世为牛马，任人鞭挞，还要承受无尽的劳役。这样，人们便不会作恶，社会就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执政者的视角来看，若是没有鬼魂的主人来加以治理，使其回归正道，那么那些邪恶的鬼魅将各自施展其魔力，必定会在破败的房屋中喧嚣，给世人带来灾祸和祸害。（《周礼全经释原》）因此，即便是死去的鬼魂，也必须由城隍神对其进行严格的管控。
《西湖二集》中，明周楫所言：“今日之城隍，昔日之崔府。”此语揭示了城隍庙的深层含义。
崔府君，亦称崔府，乃冥界中协助十殿阎罗的生死簿判官。神兵鬼将，如牛头马面，皆为其麾下部属。他握有生死大权，裁决生死病老的种种苦难，即便是阎王爷亦须遵从他的意志。
几乎所有的城隍庙都供奉阎王爷与崔判官。
城隍，阴间的行政官员，与阳间的地方法官相仿，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城池中鬼魂的事务，涵盖对亡灵的监管、生前善恶的记录以及寿命的长短判定。而阎罗王与崔判官共同构成了阴间的司法架构。
这一阴间的管理体系，彻底征服了中国人，谁都逃脱不掉。
《浪迹续谈》中记载，清代梁章鉅提及，杭州吴山上城隍庙头门外有一堵墙，其高且宽广，慈溪人盛小坨（本）用大楷书写了“赏善罚恶”四个大字，字体极为奇特雄伟，此庙若不遭毁坏，这四个字也应永存不朽。
“赏善罚恶”，这大约是历朝历代城隍庙设置的本意了。
对统治者而言，城隍庙也是用来监察老百姓的。
百姓居家有灶君守护，入城则有城隍神庇佑，切莫随意妄言，更不可肆意妄为。
“民为水，亦能成波涛”（出自《荀子·王制》）。故而，历代君王都将监管民众的举动视为至关重要的职责。
《春明梦余録》中记载，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时，对庙宇进行了重建，并下诏命翰林学士刘三吾负责此事。他提到，朕在京师设立城隍，旨在使其统管各府州县的神灵，以此来监督民众的善恶行为，并以此决定祸福。也就是说，城隍庙的设立是为了“监察民之善恶”。
城隍神具备监督民众行为的职责。此功能源于城隍神能够依据民众的善行与恶行来预判他们的未来命运。
《明朝小史》中记载，所有城隍神祇都应更新其名号，并对其所守护的郡县表示敬意。他们所掌管的职责，应当被尊称为“监察司民城隍显祐公”。
观察朱元璋所赐予不同层级城隍神的封号，我们可以发现城隍神的职能同样涉及“监察百姓”。
民众的举止不仅受到官府的约束，还需城隍神的审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城隍神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府。
城隍神不仅对百姓有监察之责，对官员也有纠察之责。
《宰惠纪略》中记载，县城设有城隍，就如同家中供奉灶神。灶神庇佑一家，城隍则守护一县。城隍掌管阴间，县官治理阳世，二者相互辅助。处理春秋祭祀、庙宇修缮等事宜，全赖官员；至于县中疑案，则求助于神明；县遇水旱灾害，亦向神明祈求。只要心诚，神明无不响应。若知县官祭祀城隍如同家人敬奉灶神，便算得上是明白了。
知县对城隍进行供奉，这和民众祭拜灶神有着相似之处。民众祭拜灶神，心中便有灶神时刻监视自己，是否有过不当行为。同样，知县官吏对城隍庙进行祭祀，也是因为城隍神明在注视着他们，是否在做出损害百姓的恶行。
这样，地方官员就不敢对老百姓故作非为了。
《大学衍义补卷》中记载，洪武元年六月二十一日，朝廷再次颁发圣旨，要求各地城隍庙摒弃无关的神祇。过了两天，又下了一道命令：……如今，国家初创时，朝廷封赐城隍神为“鉴察司民”，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制词中提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这表明，设立守令是为了治理民生，在光明之中，设立城隍来掌管民众的命运，而在幽暗之中，则赋予其鉴察的称号，并且让官员上任之初，特别与神明立下誓言。盖又付之鉴视纠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礼厉吾民也。”
因此，新任官员必须前往城隍庙履行报到手续，其宗旨在于防止官员对民众进行欺凌。这样的理由无疑显得十分正当且庄严。
官员到任后祭拜城隍庙文，写得最好的是刘衡。
道光五年，即1825年，刘衡被调任至巴县，随即在县城隍庙进行了《到任谒城隍神誓》的仪式。他虔诚地祈祷道，愿城隍神智慧明敏，公正无私，庇佑我国百姓，赐福我国土地。他自谦地说，自己德行浅薄，如今担任地方官职，行事将不敢有丝毫懈怠。对于旧法中不损害民生的部分，不宜急于改革，至于其他所有涉及诉讼的案件：若胆敢向百姓收取一分钱，必遭神明严厉惩罚；若接受百姓一顿饭，亦必受神明严厉惩罚；若故意拖延，对百姓的求助不闻不问，导致问题拖延，必遭神明严厉惩罚。谨此郑重宣誓，以表达我的决心，尽我职责。神明明察秋毫，愿您降临降临。敢于告之。（清刘衡《庸吏庸言》）
刘衡在祭文中立誓，若收取百姓一分钱，享用百姓一顿饭，即便书差人前来勒索，面对事务也只做表面功夫，不尽心竭力，必将遭受天打雷劈之灾。
官员离任也需向城隍神辞行。
明代信阳（今属河南）的知州胡守安，其祷告文之佳，堪称一绝。卸任之际，他前往城隍庙向城隍神辞行，于是在庙壁上题诗一首，诗中言：“官职至此，历经数春，无愧苍天，不负百姓。神明若有所知，定能识我，离任之时，仍如初来时之贫。”（明·胡守安《任满偈城隍》）
一个地方官，到任时是穷人，离任时还是穷人。真真不易！
城隍庙也是三教合一的场所。
城隍庙主要归属于我国道教体系，然而，众多城隍庙的布局却融合了佛教与儒教的诸多元素。
城隍庙在中元节即七月十五日会举办祭祀孤魂的活动，目的在于超度那些无主亡魂。这一传统与佛教的盂兰节有着联系，盂兰节主要是为那些无人祭拜的亡灵提供超度。两者间的区别在于，佛教的超度侧重于积累功德，而道教的超度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些孤魂野鬼对人间造成危害。
湖州的城隍庙是把三教合一工作做得最好的。
湖州城隍庙的主殿内，供奉着五位尊神。居中而立的是城隍神，其两侧分别是老子和孔子。而在两侧，还分别供奉着财神比干和观世音菩萨（图4）。这些神像高大威严，并排而立，面带微笑，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了湖州的一大风景。
图4
湖州民众将佛、道、儒三家教义融合于城隍庙之中，而以城隍神作为核心，这种做法在其他地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湖州城隍神劳钺，即便他至今仍然活跃，恐怕也不敢让老子和孔子并立于他的两侧。
但湖州人就这么做了。
湖州百姓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安排带来的众多好处。无论你信仰何种宗教，城隍庙的大门都会向你敞开。无需四处奔波，只需踏入城隍殿，燃一炷香，行一礼，即可同时敬拜释道儒三教。而且，财神爷将为你带来财运，菩萨则能助你化解灾祸，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举办各类慈善事业是城隍庙的一大功能
城隍庙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也具有一定的慈善作用。
城隍庙在遭遇灾荒与战乱之时，会对受灾民众施以粥食、药物以及衣物援助，同时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临时的居所。
城隍庙还会主动向政府部门和富裕商人发起赈灾行动，广泛募集粮食、衣物等物资，以助弱势群体克服困境。
一些城隍庙还设有孤儿院，收留并抚养孤儿。
城隍庙会会邀请医生为经济困难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援助。在疫情肆虐期间，这些庙会还会分发药品，以协助遏制疫情的蔓延。
某些城隍庙会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亦或创建学校，实行免费教学。他们通过组织讲座、展览等多样化的活动，广泛传播传统文化与道德理念。
城隍庙也会举办各类庙会活动。
城隍庙象征着阴间的管理机构，故而在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以及农历十月初一的寒衣节，这里都会举办规模宏大的祭奠仪式。
这些活动涵盖了迎赛仪式，即把城隍神像从庙中请出进行游行，这一活动亦称作城隍出巡。出巡的队伍规模宏大，由仪仗队和城隍神像组成，巡游时途径主要街道，寓意着驱除邪恶、避免灾害。同时，还会举办祭祀活动，旨在祈求消除灾难，赐予福祉。有些地方的出巡队伍前方由锣鼓声引领，后方则飘扬着各式大旗，沿途有许多虔诚的信众跟随。除此之外，还有歌舞、舞狮、舞龙、踩高跷、武术、旗帜、锣鼓等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有的地方还请来戏班子唱戏。
这些活动都承载着对祖先的怀念与感激之情，同时通过提供物质帮助来支持他们在阴间的生计，例如焚烧纸钱、赠送冬衣等。在清明节和中元节，一些地区的城隍庙会举行祭祀无主孤魂的仪式，这类活动被称为祀孤。往昔，北京城隍庙在清明节还会举办赦孤仪式，届时慈善机构会负责收葬无主遗体，并超度亡灵。
此外，在每年的节日庆典之时，以及城隍爷和城隍奶奶的诞辰之日，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庆祝仪式。
由此形成了城隍庙庙会活动。
在庙会期间，众多商贩汇聚一堂，场面热闹非凡，形成了一个繁华的集市。各式各样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同时还有各具特色的美食供人品尝。
各地的城隍庙在春节期间也会举办各种活动。
《帝京景物略》中，明代刘侗所记，城隍庙市场的繁华景象在每月的朔日、望日以及念五日尤为显著，东至弼教坊，西至庙前庑舍，沿街店铺绵延三里。图籍之中，古往今来之物琳琅满目；彝鼎则追溯至商周时期；匜镜则代表秦汉之遗风；书画则荟萃唐宋之精华；而珠宝、象玉、珍错、绫锦等，则来自滇粤闽楚吴越等地，汇集一堂。
明代城隍庙在农历每月的初一日、十五日以及二十五日举行集市。集市上出售的物品涵盖了来自云南、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的古董、珍品、字画等，市场规模庞大，绵延达三里之长。
清时的城隍庙庙会也是十分热闹。
有诗云《都城隍庙》，其中描绘了五月西城城隍庙的景象：遍地堆积着廉价的纱罗。乡间的妇女们因天气炎热而中暑，她们为了穿上新买的衣裳而归家。（《都市丛载》）
《履园丛话》中钱泳所述，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等地县城的城隍庙，均设有园亭，景致颇为雅致。春秋佳节之际，乡民村妇，商贾学子，纷至沓来，欢声笑语，说书弹唱，这些城隍庙亦堪称名园。这些城市的城隍庙，已然成为众人游览休憩的热门之地。
城隍出巡也是一种独立的活动。
《燕京岁时记》中清富察敦崇记载，四月二十二日，宛平县城隍开始巡视。到了五月初一，大兴县城隍也开始了巡视。巡视时，他们都是乘坐由八人抬着的轿子，轿中放置着藤制的神像。有人甘愿充当马僮，有人甘愿做打扇人，有人将铁钩穿入臂中，悬挂灯笼引领队伍，还有人身着枷锁，装扮成罪人的模样。在神轿旁边，还有扮演判官、鬼卒等角色的角色，他们步履蹒跚地前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道设教的意图。
城隍神出行时，生动描绘了恶人在阴间遭受苦难的情景，这对广大民众起到了极好的警示与教育效果。
城隍庙在现今也有很多积极的作用。
如今，城隍庙不仅成为了宗教信徒朝拜的圣地，还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价值正逐渐被世人重新认识和重视。
城隍庙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民俗文化传承的核心场所。众多城市的城隍庙活动中，汇集了地方戏曲、歌舞表演、文体赛事、民间手工艺以及传统技艺等多种文化表现形式。
城隍庙的建筑群雄伟壮观，装饰精美，其中的雕塑和壁画更是艺术价值非凡。庙中诸神的传说以及庙内的楹联，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少城隍庙还拥有庭园，种满了花草树木。因此，城隍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休闲游览的理想之地，同时也成为了举办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绝佳场所。
城隍庙庙会活动在推广孝道文化、和谐文化以及娱乐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隍庙在现今依然对缓解人们情绪、调和人际冲突、倡导善良摒弃邪恶、抚慰人心以及净化精神世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城隍庙不仅是慈善文化的传承之地，而且许多城市的城隍庙设立了慈善机构，致力于扶贫、助学、医疗援助以及关爱孤寡老人等，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城隍庙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促进旅游业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庙会期间，商品交易、服饰展示、美食体验等活动接连不断。这些活动的举办，使得城隍庙逐渐演变成城市中的一片热闹区域。例如，上海的城隍庙已发展成为该市的旅游核心区域。
城隍庙正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