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您在长崎生活时，都经历了哪些故事？在我得知您打算出售房屋之前，我迫切希望听到您的讲述。
妮基在伦敦努力成为一名作家，她渴望记录下自己家族的历史，这已成为她多次向母亲询问的问题，然而她始终未能获得满意的答复。而每当夜幕降临，母亲便在沙发上度过，不断遭受噩梦的折磨。“那些噩梦究竟是怎样的？”“不过是噩梦罢了。”
石川庆执导的影片《远山淡影》在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成功举行了三场放映，随后导演与影迷的见面会标志着活动的圆满结束。该片的日本上映时间将推迟至九月，此次全球范围内几乎是最先的一次放映机会，使得石黑一雄的又一力作得以在上海的大银幕上首次与观众见面。石黑一雄，这位出生于上海的日裔英国籍作家，他的家族背景中蕴含着丰富的流散历史。他对于在长崎出生并度过六岁时光的往事印象并不深刻，那些记忆模糊不清，就像远处的山影一般朦胧。
《远山淡影》（2025）剧照
《远山淡影》的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五天展开，而主角悦子的回忆跨度从1952年延伸到1980年代，尽管这些主要事件似乎只发生在短短的十年间，但对悦子而言，这不到十年的经历却沉重得仿佛需要她用一生的时间去吸收和消化。自1945年长崎遭受原子弹的袭击起，直至悦子为了摆脱日本的束缚而选择远赴他乡，这部小说和电影在整体叙事线索上保持了一致。
小说以小女儿妮基造访悦子在英国山村的定居地作为开场，她们之间的对话引出了长女景子的葬礼话题，随后悦子回忆起在长崎结识的一位朋友，从而编织出整个故事。电影则是在两条主要时间线相互交织之后，以悦子计划出售在英国的旧居为切入点，进而展开妮基对母亲过往经历的探寻。自然，光凭房屋的出售这一事实，探究的意图可能略显单薄；然而，电影巧妙地将原著作者石黑一雄的真实经历与妮基的角色相融合，使得妮基——一个因亚裔背景而被伦敦出版社青睐的年轻作家——拥有了更加深厚的追寻家族历史的动力。
不难想象，西方评论界倾向于将石黑一雄塑造为东方的异域形象，借此作为卖点，读者有望通过他的作品领略到一些日本文化的神秘色彩和情感内涵。其早期作品确实以日本为创作主题，除了《远山淡影》之外，《浮世画家》也成为了评论界强调作者与日本联系的关键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浮世画家》与《远山淡影》有相似之处，其背景亦位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主人公小野增二所居住的广岛，正是小说深入探讨战争前后受害者和加害者角色转换的完美舞台。为了应对西方对早期作品中对日本特色的过度解读和阐释，石黑一雄在其后续作品中有意放弃了前两部小说的日本背景和主题，甚至特意避开提及自己的日裔或亚裔血统，转而致力于追求一种具有国际视野和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
实际上，在他早期的创作中，便显现出对国际化和普遍化写作的渴望。正如他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所述，他常描绘那些在忘却与记忆的边缘挣扎的个体。在这记忆与忘却的极端坐标上，怨愤、恐惧、无助、焦虑、冷漠等情绪相互交织，演变成创伤的裂痕。回忆的不确定性，以及由回忆之痛引发的遗忘与改编，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石黑谈到《远山淡影》的创作背景时表示，那些无家可归者并不会直接、毫无保留地讲述他们的遭遇，而以这种方式来创作小说颇具趣味：当有人认为自己的经历过于痛苦或难以启齿时，他们便会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故事。当时，作者在伦敦的一家慈善机构担任社工，负责收留无家可归者，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悟。不过，影片中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略显做作，而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中，悦子的小女儿妮基不断发问并迟疑地开口讲述，这样的安排则显得更为顺畅自然。
《远山淡影》（2025）剧照
电影中，悦子的好友佐知子曾在资金紧张之际，在藤原太太经营的面馆短暂工作过。然而，影片并未详述藤原太太的其他故事，省略了悦子公公绪方先生拜访藤原家的场景。反而在面馆中，新增了一段情节：一位顾客因佐知子的女儿万里子不慎打翻了面碗而愤怒地斥责。这位顾客觉得万里子身上脏污，担心她可能携带了核辐射。当然，这种全无理论支撑的随意之言，成功激怒了佐知子，她刚刚才向客人道歉。佐知子紧接着将一碗水泼向客人，就在客人准备动手之际，万里子却紧紧咬住了客人的小腿。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母女之间这种充满爆发力的相互保护，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佐知子目睹女儿奔出店铺的那一刻，内心情感达到了顶点，这样的经历无疑也促使她后来下定决心，努力摆脱日本的束缚。
电影使得佐知子离开日本的动机显得更为丰满。悦子和她的丈夫二郎送别了返回福冈的公公，当他们一同走到家门口的楼梯上时，悦子向二郎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我也遭受了辐射，你还会选择和我结婚吗？面对这个问题，二郎并未直接回应，他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设想，无需进行这样的假设。观众们通过之前悦子与公公的对话了解到，她内心深处存在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那就是在原子弹爆炸时，她只顾着救自己的小提琴，却未能救助一名学校的孩子。由此可见，她当时也遭受了核辐射的侵袭，生命安全堪忧。与此同时，当时的二郎正身处南方的战场，或许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当时担任悦子任教学校校长的绪方先生显然并未将此事告知二郎，甚至有意识地协助悦子保守了这个秘密。悦子与公公的交谈，为她后续的行动奠定了既含蓄又合理的基调。悦子表示，那时确实很艰难，因此需要彼此扶持，而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这既是对他们尚未完全建立深厚了解便匆忙结婚的暗示，也为她追求新的目标打开了一扇可能的大门。悦子对长崎的核辐射可能对胎儿造成的伤害感到忧虑，同时，她始终无法忘记自己在遭遇灾难时那种无暇他顾的境地，而这些苦楚她无法向丈夫倾诉。
电影中的那位丈夫，与原著人物形象极为吻合。若不细究，他是一位日理万机、勤勉工作的男士，然而他同样关心着悦子的生活，渴望为家庭减轻负担。电影与原著有所不同，其中着重描绘了两个显著细节：首先，二郎在提及对父亲的不满时，提到自己即将奔赴战场之际，父亲激动地挥动手臂高喊了三次“万岁”；其次，在悦子为二郎系好鞋带后，他提出希望她能展现出母亲的形象，悦子随之询问，是否意味着她需要放弃过去的一切。这两个细节共同构筑了角色的丰富内涵。他对父亲在战争年代所持的盲目爱国情怀深感厌恶，他在有意地与父辈保持距离，主动投身于新日本的构建之中，然而却在不经意间重复了传统日本家庭中让女性感到压抑的性别关系。或许这些有目的与无目的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但这样的角色在战败后的日本社会里却显得恰如其分。他既傲慢又隐忍，矛盾重重，同时感到焦虑、不安，甚至感到迷茫不知所措。或许正是这种核心的不稳定，使得悦子更加坚定了承担起女儿未来重任的信念。实际上，那个年轻的悦子，内心又何尝不充满着矛盾呢？她渴望拥有传统的日本家庭生活，当丈夫不愿与父亲同住时，她会主动提议让公公长期居住。而在公公询问她二郎是否体贴，她是否幸福时，她的回答总是毫不犹豫，坚定而果断。然而，那些潜在的不适已积累良久；那个历经废墟之痛、内核不稳的日本，正渴望一飞冲天；同时，她也被杂志与海报上那些摩登的电影女郎装扮所吸引；对于不再拉小提琴的自己，她也有了新的憧憬；在摇摆不定中，她选择了即便充满挑战，却也充满无限可能的新领域。
佐知子多次重申她赴美之举是出于对女儿万里子的考虑，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却对女儿离家或与人斗殴的行为毫不在意。她似乎既疼爱又纵容着自己的女儿。这或许正是这个角色的矛盾之处，她虽给予女儿一定的自由，却仍想在关键方向上保持完全的控制。那时的悦子正身怀六甲，她经常照顾着被母亲忽视的万里子。在万里子又一次迷失方向之后，佐知子与她匆忙展开搜寻。当他们在河对岸的浅滩上发现一条小船，船中正有双腿被束缚的万里子时，绑在腿上的麻绳在镜头下显得格外清晰。若你对特写的原因感到困惑，那么在之后，悦子独自在这片滩涂上奔跑，她在小船上发现了独自一人的景子。景子看到悦子手中紧紧攥着的麻绳，便好奇地问：“妈妈，你为何拿着这根绳子？”这时，麻绳的重要性便显现无遗。此刻，悦子身旁没有佐知子，船上那个小女孩与万里子长得一模一样，也是景子。在原著中，类似的情景下，首次揭示了悦子的朋友佐知子或许是悦子分身的真相。为此，电影精心安排了许多细微的线索，例如妮基所见到的家人照片中低头垂发的少女，又如万里子用作猫窝的牛奶箱，其实是家中存放景子遗物的收纳箱，再比如佐知子谨慎包裹的瓷器碗碟中，也有悦子使用的餐具。电影里的麻绳象征着悦子在无力独自应对女儿逃离困境的艰难时光里，或许曾萌生过或实际尝试过用麻绳束缚女儿，以阻止她的逃跑。
佐知子紧握着万里子钟爱的猫箱，反复将其沉入河中，似乎在确认两只小猫已无生还可能之后，她突然转身，只见大屏幕中央，一位身材修长的身影顶端，悬挂着一张宛如魔女的面容。那面容上，似笑非笑的表情使得整个影院的氛围瞬间凝结。那双眼睛直视着电影主角悦子的瞳孔，深入其心，质问着在梦境中不断浮现的那片海滩的悦子。
《远山淡影》（2025）剧照
“她是不是你的知己？”“我觉得应该是，那时候我身旁并无他人。”这段妮基与母亲的交谈，既仿佛是对母亲提出了疑问，又似乎是在母亲内心深处进行了自我肯定。
镜头中年轻悦子的身影与妮基的形象几乎重合，二者出场的顺序，抑或是悦子与妮基台词的刻意呼应，都无不昭示着这两位女性在代际间传承与更新的关系。悦子目光落在万里子身上，妮基朝着景子的房间走去；悦子向佐知子表达了对新生活的美好期待，佐知子随声附和，也表示认同；悦子对妮基感叹，她早该意识到新生活并非如想象般轻松，而妮基却反驳说并非如此，她认为悦子可能并未真正了解，误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悦子再次附和，认为新生活确实会如人所说般美好。这些台词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语言的反复显得更加有力。
在电影的终章，妮基翻出了悦子旧时的照片，照片中悦子身着与佐知子首次登场时相同的服饰，她以流利的英语和自信的姿态与美军或景区里的美国女性进行交谈。这种身份的明显重叠在原著中并未出现，然而对妮基而言，这却是她基于所听闻的零散叙述，对母亲过往经历的一次重新构建，是她拼凑出的母亲形象。石黑表示：“当回忆变得模糊，便为自我欺骗创造了可能。”作为一位作家，我所关注的焦点在于人们所陈述的他们所经历的事件，而非这些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
在上海大光明影院，《远山淡影》的放映结束后，导演与观众进行了交流。一位观众提出了疑问：原著中情节显得模糊不清，而电影却强调了“希望”这一核心概念，想知道导演为何作出这样的处理？石川庆导演在回应时指出，改编过程中，他最为担忧的是如何将那个年代的作品传达给现代观众，以及如何跨越四十多年的时光差距，正是这一考量促成了最终明确的表达方式。确实，除了影片中反复展现的“希望”这一元素在原著中并未提及之外，整个电影对悦子和佐知子角色合二为一的描绘显得格外鲜明，这种清晰度的提升并未削弱原著对记忆与遗忘主题的探讨，反而进一步增强了悦子表达观点的连贯性：这部电影似乎成了悦子对过去模糊记忆的一次确认之旅。
她谨慎地以朋友的身份回顾过去的自己，或许确实存在这样一位朋友，她曾偶尔介入悦子的生活，使得悦子得以巧妙地将自己的过往经历与之相连，通过“我有一个朋友”这样的说法，将不愿回顾的故事娓娓道来。她不停地反思自身，在叙述中把自己年轻的影子置于好友佐知子的对立面，对佐知子教育女儿的方法提出疑问；她持续地调整自己的言行，在佐知子忙碌时分主动承担起照顾小女孩的责任。然而，最终她洞悉了真相，发现小女孩面前站立的那个人正是当年那个充满矛盾的自己，她揭去了朋友身份的伪装，勇敢地面对起年轻的自己。悦子在影片中对于表达的清晰度上得到了提升，这让她敢于直面自我，同时也为她的重生带来了希望。
在电影的终章，妮基扣上了耳机，提着行李，步出家门，踏上了重返伦敦的征途。在离开之际，她向悦子说道：“妈妈，是时候作出改变了，我们俩都应当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