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深秋，紫禁城内哀声震天，丧钟悠扬地回荡在苍穹之上。那位凭借雷霆手段执掌朝政长达十三载的皇帝，竟在此时溘然长逝，驾鹤西归。
消息抵达杭州，那位让众多贪官心生畏惧的李卫，正凝视着闪烁的烛光陷入沉思。突然间，他身体一震，手中的热酒不慎洒落，湿透了价值不菲的蟒袍前襟。
他没有动手擦拭，目光却紧紧锁定那片迅速扩散的深色酒痕，那酒痕仿佛是他命运突然跌落的缩影。
小吏崛起
李卫出身并不显赫，在康熙五十六年，他的家庭不惜花费银两，为他捐了一个兵部员外郎的职位。这样的起点，在那些以科举为正途的官场人士眼中，几乎无法引起重视。然而，他却意外地遇到了面容冷峻、心肠冷漠的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胤禛当时负责管理户部，是个对瑕疵零容忍的人。他发现云南盐政的账目混乱不堪，盐税的亏空数额令人震惊。那些被派去核查账目的官员，要么是被地方官员蒙蔽而回，要么是被盐商用金钱收买，闭上了嘴巴。
胤禛眉头紧蹙之际，李卫这位冒失鬼挺身而出：“王爷，不如让我来试一试？”
“你？一个捐来的官儿？”
李卫梗着脖子说道：“我虽不懂得那些复杂繁琐的文书，却分得清银子的颜色，是黑是白一目了然！”
李卫抵达云南后，行为举止出乎意料。他全然不顾官场中的常规礼节和人际交往的复杂关系。面对盐商们递上的丰厚礼物，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说了句：“拿走东西，留下账本！”然后立刻投身于如山般堆放的旧账之中，带着几个亲信日夜不停地查阅。
两个月后，他携带着几本厚重的账册返回京城汇报，账册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问题，条理井然，证据充分。贪污的数额、手段，一切都一目了然。
胤禛凝视着这实实在在的“硬货”，又瞧见李卫熬得通红的眼睛，心中已然明了：此人，堪称一块既坚硬又粗犷的磨刀之石。
雍正元年，李卫在直隶驿传道的职务上，察觉到大名府的知府曾逢圣以及知县王游存在亏空钱粮的问题。他毫不犹豫，立即上报朝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调查，李卫则紧追不舍，寸步不退，最终成功揭露了这两个贪官。
后来，他成为了浙江的总督。在江南，盐枭朱福根的势力错综复杂，私盐贩子众多，气焰十分嚣张。地方官员对此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李卫上任后，立即派遣军队，对河道和关卡实施封锁，并亲自驻守现场指挥抓捕行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朱福根的犯罪团伙便销声匿迹。盐枭们对他恨之入骨，甚至编出了顺口溜来诅咒他，称他为“活阎王”。
大树倾倒
雍正十三年，急报如风驰电掣般涌入杭州城。李卫在总督府内，埋头于案牍之间审阅文件，忽然接到密信。那信使全身尽湿，语声颤抖，几乎无法成句：“大人，万岁爷……他……他驾崩了！”
李卫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巨响，幸亏紧握着冰冷的桌案，才没有失去平衡倒下。那份薄薄的、却沉甸甸的密报，那赋予他权力、信任和依靠的“主子”，如今已不复存在。
乾隆帝即位后，紫禁城内弥漫着一种新气象。这位年轻的皇帝充满活力，与父亲严厉急躁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倡导“宽容仁爱”，渴望亲近贤臣。对于像李卫这样固执己见、不懂得变通的“严酷官吏”，在新的朝政中自然被视为“陈规陋习”。
李卫在浙江任职期间，触怒了众多人物。那些曾经被他整治过的贪官污吏、地方上的豪强，察觉到了时局变动，于是纷纷聚集，将弹劾的奏章如同雪花般迅速送往新皇帝的御案。
乾隆审视着这些奏章，面无表情，只是轻描淡写地对身旁的大臣道：“李卫行事，勇猛果敢，但过于草率，不符合大臣的稳重。”
不久，一道命令抵达杭州：调任李卫返回京城，担任刑部尚书一职，实则是一种明升暗降的策略，剥夺了他原有的地方实际权力。
李卫重返京城，宛如一只失去栖息地的猛兽。在刑部衙门，他那果断坚决、直截了当的方法无法发挥效用。同事们表面上客气有礼，但眼中却流露出疏远与戒备。在朝廷的议事场合，他依照旧例据理力争，常常话音未落，便被婉转而坚定地驳回。
没有了雍正这一唯一的支柱，又受到新帝的暗中疏远，李卫的体态明显地衰弱了。往日那健壮的身躯，如今正迅速地变得消瘦。
乾隆三年十月末，那位令无数宵小之辈心生畏惧的杰出官员，精力耗尽，生命戛然而止，终年仅有五十一岁。自雍正帝驾崩以来，不过短短三年两个月的时间。
身后波澜
李卫离世，消息迅速传遍，江南众多曾受他恩泽的民众在私底下悄然落泪。尤其是浙江地区，杭州、嘉兴等地的百姓对他充满感激，他们暗中商讨，计划为这位“李大人”修建生祠，并设立庙宇以示祭祀。
这消息不知为何，传入了紫禁城乾隆皇帝的耳中。乾隆正忙着审阅奏章，一听到这件事，脸色顿时变得阴沉，“真是岂有此理！”
他起身站立，于殿堂之内焦躁不安地来回走了几步，手指向南方，声音严厉地说：“竟敢擅自以名宦自居，假托名号建立庙宇，接受无知百姓的香火祭拜，究竟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脸面！这是严重的越礼行为！实在太过分了！”
乾隆帝的愤怒并不仅仅源自于“越礼”之举，更深层次的是，他对前朝遗老遗少所产生的影响力感到忧虑，并且有意与其父雍正帝时期的一些严格政策保持距离。
李卫，作为雍正时期铁腕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他的深得民心愈发凸显了雍正朝“严政”似乎有其合理性的观点。然而，对于正致力于树立“仁政”新形象的乾隆皇帝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
“传令！”乾隆语气坚定，“李卫并非通过科举途径出身，亦无显著文治成就，怎能依照官员祭祀的惯例被供奉？地方官员必须严格调查！对于任何私自设立祠堂祭祀李卫的行为，一律视为邪教！立即予以拆除！绝不允许此类恶习蔓延，扰乱视听！”
一经圣旨颁布，地方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些刚刚搭建的简易庙宇，或是民众私下供奉的灵位，都遭到了破坏和清理。在杭州西湖畔，一座香火正旺的李公祠，遭到了衙役们的蛮横推倒，神主牌被粗暴地摧毁，供桌也被砸得粉碎。
李卫的名字，在乾隆的轻蔑之下，被无情地刻在了“庸奴”的耻辱牌上。他在任职期间所掀起的波澜壮阔，以及他为民众所办的诸多实事，似乎都随着那些被摧毁的庙宇，一同消逝在了乾隆朝刻意渲染的“宽仁”氛围之中。
乾隆对李卫的称呼“庸奴”透露出的冷漠，彻底熄灭了民间对这位“酷吏”所抱有的那丝渺茫的敬意。在帝王的权谋之下，李卫一生的功过是非被无情地压缩扭曲。
西湖畔那座被强制拆除的庙宇遗址，默默见证了这样一个法则：即便是在紫禁城那深邃莫测的棋局之中，即便是再锐利的棋子，也终究无法摆脱被弃用的命运。
参考资料：
1. 《清史稿·李卫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乾隆朝起居注》一书，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