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了文汇讲堂的第176-4期活动，主题为“全球南方在文明交流中的共鸣与相互学习”。杨成，该校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执行院长，担任主讲，并在圆桌讨论环节中与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的会长姜锋、该校跨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顾力行（Steve J. Kulich）以及巴基斯坦国际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纳西姆·汗（Nasim Khan）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现场共有将近180位听众参与，同时上观APP等五个平台进行了直播，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在线观看。
内容已整理为主讲部分的上篇、圆桌讨论的上半部分、提问环节以及快速点评等，这构成了圆桌讨论的初篇。
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张力
姜锋
杨成指出，在全球转型过程中，各种动荡与变革交织，各国纷纷强化文化自觉意识，并纷纷提出“伟大复兴”的叙事，这可以看作是对国际秩序混乱的一种积极应对策略。然而，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普遍化，如何防止过分强调自身文明，而贬低其他文明，进而重蹈传统单一等级制的覆辙，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让cooperation来替代confrontation
姜锋表示，当前文化自觉性显著增强，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只有当文化自觉达到一定水平，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世界，明确自己的位置和目标，进而更清晰地辨识其他方向。其次，随着世界各国文明日益注重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世界已成为我们众多能力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仅是认识上海，还要认识中国、亚洲、全球。
在17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提出了性恶论的假设，并构想了一种以利维坦为名的君主专制国家政体。
我专注于对欧洲的研究，发现他们普遍认同“人皆如狼”的观点，紧接着便是“人与人之间的贪婪更甚于狼”，因为狼只需满足当下的饱腹即可，而人类则会提前规划未来。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国家间的关系理论往往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和追求“绝对安全”，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零和博弈。然而，这套源自数百年前的西方理论所主导的国际关系，并未为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欧洲在冷战结束之后，也曾试图摆脱对抗性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对手，通过融合性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彼此间的历史恩怨，为欧洲带来了战后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如今欧盟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的口号，冲突与战争似乎再次在欧洲蔓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欧洲又回到了对抗的状态，即“对抗”。中华民族推崇的是一种融合或包容的思考方式，同时，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词汇，那就是“合作”，其英文为“cooperation”。这一词汇的提出，是基于对前一个“C”即“冲突”的失败教训的反思，从而转向了后一个“C”。若我们能够深刻吸取历史经验，便能在具有包容性和合作性的文化意识指导下，有效避免从后一个“C”即“合作”滑向先前的“C”即“冲突”。
欧盟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与中国的文明包容性
*如何找到中间地带？需要跨文化的交际
Steve J.Kulich提到，理解自觉这一概念，首要之务是深入认识自身的文化背景。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局限于单一的自觉，而应追求多元自觉的发展。我们常提到的“文化身份”一词，意味着每个人拥有众多身份。从个体到集体，从“我”到“我们”，再到“咱们”，如何找到与你的身份相连接的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复合的身份观念显得尤为关键。
西方的思维模式确实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的阴阳哲学、太极图案则体现了一种整体统一。然而，在这种统一中，白与黑、黑与白相互交织，存在着一个过渡的层次。相较之下，现今的美国社会被划分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阵营，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缺乏中间地带或中间派别，导致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加剧。而在德国，目前存在三种文化力量相互制衡，包括中间派、艰难求存的民主党以及极端激进的右翼势力。
要探寻重合的领域，这便涉及到了跨越文化界限的交流。由于每个人拥有各自的定位，我们需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去领悟他人的不同，这种认知源于内心的洞察，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思考模式。我对“三分法”情有独钟，它不仅包括左右两端，还涵盖了中间的层次。这并非如同历史学家霍夫斯泰德所界定的那样，一切事物非集体主义即个人主义，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相反，它更接近于克鲁康-斯特洛德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提出的政治倾向度量表，其中既有极端的左翼，也有极端的右翼，同时还有不断壮大的中间力量。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朝着中间立场迈进。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体现了二元对立的特点，而克鲁康-斯特洛德贝克（K-S）框架则将其划分为三个部分，这一差异源于网络上的不同观点。
*破除信息茧房，就是要拥有第二、第三方观点
杨成提到，个体拥有多样的角色，而国家在不同的视角下也呈现出多样的面貌，特别是文明层面的国家形象，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些多样的身份是客观存在的，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则是应当追求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是否能够与另一个国家的多重身份进行交流呢？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隔阂正在加剧二元对立甚至政治极端化，这样的现状和历史走向似乎正变得越来越稳固。在此情况下，跨文化的交际能否破解？
Steve J.Kulich表示，他对此现象深有体会。不久前，他曾在德国和美国停留了各两周时间。在美国期间，他发现朋友们会询问他是否观看福克斯新闻或CNN。不同的新闻平台，意味着不同的观点立场。那些只看福克斯新闻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愿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象征。这类观众坚信，他们所看到的新闻就是事实真相。
在数字化时代，众多民众倾向于关注他们所偏好的新闻频道，AI技术进而助长了他们观点的强化以及社会极化的加剧。实际上，我们亟需寻求第二或第三方的观点来平衡。以GPT或DeepSeek为例，我常会提出三四个问题，其中必须包含一个与之对立的问题，以确保思维能够回归平衡，否则，若AI系统内含语言偏见，便可能形成封闭的信息环境。在德国，我家每晚都会观看两个不同的新闻节目，借此来获取多种视角。在我看来，将国家拟人化，重视多样性，实现信息的多样化，正是各国之间打破信息壁垒、达到客观认识的关键途径。
*一种身份认同就是尊重一种文化价值
纳西姆·汗
Nasim·Khan：眼前观众群，宛如一园繁花，面容各异，显然源自多元文化，这正是人生之妙。文化认同不可或缺，却不应相互对立，亦无优劣之别——你们的身份认同，即各自的文化，实为无价之宝。
以我自身为例，我源自巴基斯坦的古犍陀罗地带，这片土地自远古时期便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之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认同，转而被众多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塑造。在尊重并接纳其他文化价值的同时，我们也逐渐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例如，我们已不再记得父母是如何烹饪、如何享用食物，甚至我们的言谈举止也受到了外来模式的影响。我的孩子偏爱用筷子进餐，而我则习惯于使用刀叉，并非效仿祖先那样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刀叉与筷子各有所长，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曾直接用手与食物亲密接触。
在学习别人的文化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对自己文化的敬重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文化中汲取养分。我们不应仅仅评价一个人是否文明，而应关注他是否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长河中，诸多文明因丧失文化认同而走向衰落。如今，社交媒体充斥着负面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源自于现今国际社会对其他文化的忽视，进而引发了持续的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读历史，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我们洞悉当今的诸多问题，诸如歧视、贫困和冲突等。历史之光照亮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能够辨别是非。
现场180位听众来自不同领域
*多会说一种语言，就多体会一个世界
杨成提到，在刚才的讨论中，我们探讨了身份认同这一话题，指出它与文化自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家多次重申，我们应当尊重不同的身份，实现多种身份的和谐共存，并相互推动。这看似是一个容易理解但难以实践的观点，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姜锋提到，世界既复杂又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应当培养第二、第三种观察角度。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点呢？掌握一门外语，便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两位外籍教授在家中与孩子进行多语言交流，而我亦是如此。学习外语，能为我们提供更多了解世界的机遇，亦或是对世界不同层面的认知。若进一步强调，那么可以说，你掌握的语言越多，你所感受到的世界就越广阔，你所获得的知识和享受也就越丰富。人工智能无法全面取代外语学习，它无法替代你生活中的快乐，也无法取代你的个人见解。
*淡水鱼能存活于海水吗？人有文化适应性
杨成在《红楼梦》中描绘了妙玉与宝玉之间书信往来的精彩场景，一方自称“槛内人”，另一方则署名为“槛外人”。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多次探讨了多元视角的议题，这与宝玉与妙玉的故事有着相似之处。在转换视角的过程中，处理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的关系尤为关键。顾教授，在文明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主位与客位的角色互换究竟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呢？
Steve J.Kulich表示，进行视角转换相当困难。他不愿空谈理论，希望从自己女儿的经历入手，让我们一同聆听。
顾力行
她投身于跨文化学习的领域，立志描绘出家庭中的多元文化风貌。她描绘了父亲，一位美国人同时也是一位教师；母亲，一位德国人，职业是医生；外婆，一位地道的中国人；还有她自己以及妹妹。最终，她为这幅作品贴上了“美德中”的标签。因此，我赞同姜会长关于在AI时代，人们愈发需要学习外语、培养多语能力的精辟见解。你掌握三种语言，这无疑会对你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我的女儿便觉得，她并非仅仅是德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而是这三种身份的融合体。在大学期间，她选择了前往荷兰深造，因为在那儿，她被视为异乡人。她渴望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外国人。随后，她又转至德国，并在那里教授英语和数学。我的女儿的经历表明，身份认同的演变与语言学习紧密相连。
身为孩童的我未曾明了文化的真谛，但随着全球旅行的展开，我亲历了从台湾岛至新加坡的日常起居，并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投身于上海的职场。每至一地，我便学习一门新语言，这使我逐渐深刻领悟到我美国身份的真正含义。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人们如同水中的游鱼，只有当被从水中取出时，才会真正感受到那个身份的必要性；这就像将淡水鱼放入海水中会遇到麻烦，但可以通过逐步降低水中的盐度来帮助其适应。我们普遍具备文化适应的能力。然而，鉴于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独特的文化背景，确实会遭遇不小的挑战。
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普遍存在一定的保留看法。在我们这些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者看来，通过交流与互动，通过亲身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我们能够学到新知识、融入新文化，同时消除文化隔阂，提升持续适应的能力。因此，跨文化交际有助于我了解你、理解你、欣赏你，并共同创造新事物，这种共同创造的文化正是文明相互借鉴的体现。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全球南方形成共同的身份
杨成指出，“全球南方”各国在政体、发展水平、资源条件、经济规模以及社会文化架构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构成了多样的复杂性。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否有可能通过文明的相互借鉴，建立起一种真正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体现在反对霸权、抵制西方中心主义等共同立场，更在于在更多议题上达成更多的一致观点。
*今日中巴走廊古犍陀罗地区，留有13种文字
当然可以，我作为考古学家，会从区域考古的证据出发，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从中巴关系的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通过PPT上的展示画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犍陀罗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存在着直接的交流联系。丝绸之路并非单一线路，而是由众多分支构成的网络，其中巴基斯坦北部的支线便与我国相连。
我对沙提亚区域颇感兴趣，该地拥有超过四万件雕刻作品，以及超过四千个不同字体的文字。例如，这块大石头上就展现了多种字体的雕刻，这表明它并非出自单一作者之手。许多人在此经过，将他们的名字和想说的话刻在上面，从而引发了三个疑问：这一切发生在何时？由谁所为？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至少13种独特的字体，这些字体可能见证了当时贸易路线上的重要聚集点。该古犍陀罗地区难以进入，其周边流淌着一条河流，河流之上则是连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这条公路的建成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
沙提亚，位于巴基斯坦北部，是五大岩刻中的佼佼者，其上镌刻着印度文、中亚文字以及中文等多种语言的铭文，这些珍贵的文字记录由纳西姆·汗教授提供。
地处中巴边境的交汇地带，此地留存着历史沉淀的考古遗迹。石碑上的中文记载表明，大魏时期一位外交使节曾踏足此处。在附近出土了汉代的古币，这些货币流通于公元一世纪，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在犍陀罗区域展开活动。此外，还发现了唐朝时期的货币，这反映出这种交流与活动具有持续的连贯性。在同一区域内，又发现了两枚同一时代的货币，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巴两国间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这种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均有体现。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深厚的渊源至今仍在延续，两国政府携手共建了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目前，古犍陀罗地区正位于中巴经济合作走廊的核心地带，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其发展势头令人鼓舞。
该地出土了多时期汉唐货币，石刻上的文字记载亦显示大魏官员曾踏足此地，信息由纳西姆·汗教授提供。
*改变民族国家思维，以文明视角来看国际关系
杨成表示，历史中蕴含着最佳的范例，尤其是那些闻名遐迩的案例，比如经过犍陀罗地区的“玄奘之路”。他感到欣慰，如今这条路已成为中巴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合作的典范。他向姜锋会长请教，能否从欧洲的视角出发，探讨“全球南方”这一共同身份是否能够得以构建？
姜锋表示，聆听纳西姆·汗先生的讲话后，他深刻认识到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完全可行的，并且有可能恢复到一种全球或文明共融的境界。纳西姆·汗先生所提到的实例，正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在历史的长河中，帕米尔高原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中国西部三国接壤的边境地带，曾是众多文明交融汇聚的焦点。帕米尔，源自波斯语，象征着世界之巅、至高无上的地域，此处曾是诸多文明荟萃的宝地。难道今日我们便无法实现文明的相互借鉴吗？审视这段历史，我们从中汲取了信念。
依据民族国家的理念来审视，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起源可追溯至欧洲。欧洲国家众多，数量达到四五十个，曾以民族国家的观念来解读彼此间的联系。随后，欧洲将这一概念传播至全球，使得许多原本属于文明国家的国家开始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审视自身，进而引发了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与不稳定。
设想一下，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或许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需跳出民族国家的传统框架，以文明为视角去审视国际关系。若我们采纳这一思维方式，或许能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提供更多机遇和可能性。我对这一点持乐观态度。
*深层次体验、参与，成为他者中的一部分
杨成
杨成问顾教授，过分强调个体特性是否会使我们难以塑造出共同的认同感？跨文化沟通是否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呢？
Steve J.Kulich提到，跨文化这一概念在翻译中存在多种表述，如cross-culture、intelculture等。在中文中，“跨”一词蕴含丰富，可指跨越、跨过，甚至涉及其他行为。有时，它还暗示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超越国界界限，汇聚全球各国智慧具有鲜明的示范意义，例如在万隆会议上，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是一例。这一原则凸显了跨文化的特点。这一实例启示我们，在进行地区和国家研究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跨文化对比的重要性。
只有深入掌握新的语言，以及累积丰富的全新体验，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其核心在于，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必须基于真实的体验。
在与美国人交流关于中国“面子”的话题时，他们往往感到难以捉摸其内涵。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曾亲临中国，而美国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对“关系”的重视程度不高，因此难以领会“面子”的真正含义。这也可能是导致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研究中国，我们务必进行对比。这不仅仅局限于阅读中国学者所著之书，更应深入体验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作为客座教授，我需提出反思性和挑战性的问题，这要求我首先更新并丰富我所缺乏的知识，洞察两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深度融入并成为其社会体系的一分子。
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方针
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告诉我，尽管你对我国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但你尚未体会到我们真正的感受。举例来说，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只有周三下午才有机会洗澡。等到热水烧好，先是四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洗，等到一、二年级的学生轮到时，往往已经没有多少热水了。因此，亲身经历至关重要，最终实现的是一种融合，即如何构建所谓的共同社会。这对“全球南方”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只有经过这些阶段，才能开拓出更加辽阔的领域。
杨成：感谢各位老师们的精彩发言。在交流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在促进文明相互借鉴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仅限于局限在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的单一视角。我们应当既立足内部，又面向外部，如同跨立在门槛内外，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极为流畅的互动与交流。审视一个国度，探究其奥秘，深化对众多国家的认知，实则需先置身其中，继而抽身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审视，唯有在多个角色间自如切换，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方能得以实现。
整理：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