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宫壁画《墨西哥的历史》（局部）。资料图片
国家宫壁画《墨西哥的历史》（局部）。资料图片
墨西哥剪纸。资料图片
纸雕阿莱布里赫。资料图片
佩德罗·利纳雷斯。资料图片
美洲豹石雕。资料图片
今年五月，一场名为“雨林秘境——墨西哥玛雅文明大展”的展览在河南博物院正式揭幕。紧接着六月，为了纪念中墨两国建交五十三周年，一场书画交流展在北京成功举办。七月，墨西哥著名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原创作品在中国首次亮相，展览名为“伟大的隐藏者”，即将在深圳与观众见面。
在这场横跨太平洋的艺术交流中，中国和墨西哥均承载着人类古老文明的荣光，两国艺术间的契合与呼应，其历史渊源深厚，传承久远。
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激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让人仿佛看到中墨两大古老文明在新石器时期便已有某种交流的迹象。不论这仅是假设或是偶然，两种文明的精神内涵确实存在细微的契合，无论是玉石、白银，还是图腾、壁画，都映射出两大文明的相似之处，成为了艺术交流与思想交锋的绝佳桥梁。
古代艺术：宇宙图式中的自然崇敬
中国与墨西哥的古代艺术在显著之处，均体现了对自然、宇宙和神圣力量的敬仰，并通过艺术形式进行了独特的展现。这种共通点源自于两个文明对自然本质的相近认识，进而转化为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最终构筑起了完整的宇宙观念。
墨西哥的古文明里，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等民族共同孕育了一种以神圣性、循环性以及共生性为标志的自然哲学体系。他们把自然看作一个神圣的生命循环体，运用泛灵论的思想，赋予了自然界的万物以神性：美洲豹象征着权力与力量，羽蛇神主管风雨，亦代表着生命的智慧，而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雨神特拉洛克等神灵则被视作自然秩序的体现。这种自然观念不仅在宗教信仰中有所体现，更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米尔帕轮耕体系所蕴含的可持续生态智慧，以及阿兹特克人因地制宜的浮田农业技术。除此之外，新火典礼、对雨神和玉米神的祭祀等仪式，共同构筑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自然认知与实践体系。
对自然的崇敬之情在艺术界体现为“宇宙图式”的构建。墨西哥古老的文明利用建筑、雕塑和绘画等艺术手段，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宇宙秩序体系。玛雅人在奇琴伊察修建了精确的天文观测台，其建筑布局与天体运动轨迹相吻合。阿兹特克的太阳历石则通过复杂的几何图案，寓意着时间的周而复始。羽蛇神图腾充当了沟通天地之间的桥梁，与代表着大地脉搏和夜晚之主的豹子图腾携手，共同构建了一个周全的宇宙能量循环体系。此类艺术作品不仅承载着审美的表达，更深刻地展现了人们的世界观。
墨西哥的玛雅与阿兹特克艺术作品中，太阳、月亮、羽蛇神、美洲豹、水、火、山脉等自然元素频繁出现在建筑与壁画之中，它们被赋予了宇宙秩序的象征意义。与此相似，我国古代艺术也深刻地探讨了宇宙秩序的奥秘。无论是登封观星台上的日晷观测，还是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亦或是山水画中的“三远法”构图，都无不彰显着“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凤凰、麒麟、龙等神兽，与墨西哥的羽蛇神、美洲豹图腾相同，既是艺术象征，也蕴含了人们对神性的感悟以及对宇宙规律的解读。在河南博物院的展览中，玛雅陶器上描绘的祭司与美洲豹的仪式画面，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祭祀图案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证明了不同文明间“宗教、仪式、图像”这一体系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中国佛教石窟中的壁画，以及墨西哥太阳金字塔上的人祭图案，这些宗教仪式与视觉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文明传承中生动而鲜明的媒介。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墨两国的古老文明在文化层面展现出了相互呼应的特点。玛雅文明中的“世界之树”与《山海经》中描述的“建木通天”均蕴含着宇宙树的象征意义，二者均代表着连接天地人三界的核心纽带。在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上，羽蛇神展翅翱翔的形象与古代中国龙凤腾飞的姿态，均通过生动的造型语言传达了权力与神圣的内涵。这些共通之处揭示了，中墨两国的古代艺术均超越了单纯的描绘现实的功能，它们成为了承载宇宙观念和深层次精神信仰的关键载体。
比较分析表明，尽管中国与墨西哥的古代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二者却都聚焦于构建宇宙的模型，并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各自对自然与宇宙的洞察。这种艺术与宇宙观的紧密结合，汇聚成了人类文明用以应对自然的古老智慧，同时也为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借鉴。
民间艺术：生命狂欢中的色彩哲学
古代艺术通过庄重的宇宙模式塑造了人与自然、神性之间的交流，而民间艺术则将这种对生命的深刻感悟转化为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色彩和节日庆典的欢腾。在中国和墨西哥，民间艺术构成了文明传承中最生动、最充满活力的分支，它们以热情洋溢的色彩、充满活力的生命节奏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融合，成为文化坚韧性的最直接体现。
墨西哥民间艺术门类繁多，色彩鲜明，其根源深植于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之中，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纳了其他文化的艺术精华，从而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彩绘的木雕动物阿莱布里赫、精致的剪纸艺术，还有瓦哈卡的黑陶、塔拉维拉的彩陶、尤卡坦的刺绣以及亡灵节上的骷髅糖雕，这些墨西哥民间艺术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机。它们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映射出墨西哥人民对命运和信仰的独特见解。
在瓦哈卡地区，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最具代表性的阿莱布里赫木雕怪兽。据说，纸雕艺术家佩德罗·利纳雷斯在患病期间，梦见自己置身于一片充满神秘色彩的森林，四周弥漫着动物的鸣叫声。在那里，他目睹了各种超现实的生物：拥有蝴蝶翅膀的驴子，长有牛角的雄鸡，以及拥有鹰头虎身的奇异生物……它们共同呼唤着“阿莱布里赫”这个神秘的名称。康复之后，利纳雷斯将梦境中的画面勾勒成图，随后从纸艺纸雕技艺过渡至木雕制作，这一过程逐步演变成了现今辨识度极高的文化象征。
阿莱布里赫的形态由明亮的、鲜嫩的绿色、鲜艳的红色、深邃的靛蓝色等高饱和度的色彩构成，其兼具鹰头、蛇身、蝶翼和狮爪的特点，造型扭曲且盘旋，这种设计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逻辑，营造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奇观。这种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力，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艺术，它深深扎根于墨西哥文化的精髓之中：它既承袭了古印第安人对自然和图腾的敬仰，又融合了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璀璨装饰手法，更进一步展现了底层民众运用色彩驱散阴霾、凭借精神力量超越现实困境的生存智慧。
中国的民间艺术同样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以陕西凤翔的彩绘泥塑为例，那些栩栩如生的瑞兽和人物形象，其艺术表达与阿莱布里赫的作品形成了遥相呼应的默契。这些泥塑通常以黑色或深紫色作为基底，随后用大红、亮黄、翠绿、白色等鲜艳的色彩勾勒出形象的轮廓，从而营造出鲜明的视觉对比效果。虎形泥塑与挂饰，憨态可掬，戏台人物、庙会神像，无一不在“浓墨重彩写精神”的美学理念下，彰显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纯朴魅力。
墨西哥的剪纸艺术在纸艺领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技艺以薄纸为基底，借助刀剪精心雕刻出图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它广泛应用于各种庆典、婚礼以及宗教仪式中，尤其在亡灵节期间，成为了富有特色的视觉文化象征。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那些在灵界街道上飘扬的五彩剪纸，正是这种传统艺术想象力的体现和扩展。剪纸作品常以飞翔的鸟类、坚韧的仙人掌、炽热的太阳以及长寿的菊花等本土元素为素材，借助艺术手法，巧妙地呈现出一幅既活泼又庄重的视觉画面。在亡灵节之际，各式彩色的剪纸作品遍布大街小巷，承载着人们对逝去亲人的缅怀与美好祝愿，营造出一种既神圣又温馨、充满生命气息的节日气氛。
恰巧的是，中国的剪纸技艺与墨西哥的剪纸艺术虽相距遥远，但在艺术表现和文化寓意上却产生了奇特的共鸣。在墨西哥，人们会在亡灵节时用剪纸来缅怀先人，而在中国，人们则会在春节期间贴上窗花以祈求好运；墨西哥的剪纸风格热情奔放，仿佛热带的阳光一般自由不羁，而中国的剪纸则显得内敛而精炼，宛如东方水墨画般，充满了虚实相间的意境。两者均以最为简单的纸张作为载体，将民间习俗转化为视觉图像与情感联结，构成了对生命、庆典以及宇宙规律的诗歌式阐释。
墨西哥那色彩斑斓、充满活力的阿莱布里赫木雕，中国那朴素而富有生机的彩绘泥塑，墨西哥亡灵节期间五彩缤纷的剪纸，以及春节时门窗上翩翩起舞的吉祥窗花，这些深植于民间生活与日常生活的艺术杰作，均凝聚了两国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积累的文化精华。它们风格迥异，但都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的不懈追求，共同见证了两个古老文明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壁画艺术：墙垣上的历史叙事与文明对话
民间艺术传达着生命的节奏与文化的热度，而壁画艺术则将集体的记忆和社会的情感固定在墙面之上，转化为一系列既具有叙事功能又富含象征意义的视觉叙事长卷。
在20世纪初，墨西哥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的两端均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历经漫长的动荡与混乱之后，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狂潮以及各自本土社会的剧烈变动，两国的艺术家们不谋而合，纷纷深入民族传统的底蕴中寻求灵感与力量。在民族复兴与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墨西哥的壁画艺术与中国左翼的木刻版画艺术如同两座高峰并肩而立，共同构成了两国现代艺术史上充满社会价值和民族精神的辉煌篇章。这些艺术家们凭借其锐利的批判眼光和前卫的艺术表达，对传统的艺术符号进行了深入的解构、巧妙的转化以及全新的创造。
墨西哥艺术家在革命早期阶段，便开始尝试运用版画、壁画等传统艺术手法，来传达他们对国家文化及现实状况的深切关注。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兴起，根植于1910年革命之后对民族身份认同重塑的强烈愿望。在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他积极推动这一运动。在此背景下，“壁画三杰”——迭戈·里维拉、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等艺术家，将公共建筑的墙体转变为展示墨西哥历史与未来的巨大画布。
在国家宫那幅描绘墨西哥历史的史诗性壁画《墨西哥的历史》里，里维拉倾注了其重塑民族故事的热情与抱负。他并未对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过往避而不谈，而是揭示了殖民时期的暴力如何扰乱了印第安人的宁静生活，然而，他的笔触更多地聚焦于前哥伦布时代的辉煌与墨西哥人在复兴过程中的卓越贡献：阿兹特克的太阳历石成为了画面中的宇宙象征，羽蛇神库库尔坎转变为了文明的使者，印第安农民在丰饶的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的形象显得庄重而威严。里维拉巧妙地将阿兹特克艺术中的平面化布局、鲜明的色彩以及鹰、仙人掌、玉米等象征元素，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手法和现实主义的大规模叙事相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独树一帜的“墨西哥风格”视觉语言。在这幅画作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极具感染力，充分展现了里维拉对祖国及民族历史的深切情感。在国家宫的壁画之外，里维拉在墨西哥教育部、贝拉斯艺术宫等多个地点创作了众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些壁画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重现，而且富含教育价值，旨在唤起公众对社会变革的认同感和积极参与。
与里维拉的宏大叙述相较，奥罗斯科的壁画语言显得更为内敛与深刻。他不仅关注民族历史的辉煌篇章，更深入探讨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冲突与抗争。他巧妙地将印第安艺术的传统抽象图案与当代的表现手法融合，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在其作品中，人物形象通常表情严肃、动作夸张，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位于瓜达拉哈拉卡瓦尼亚斯救济院的天顶壁画《火人》中，他运用有力的笔触刻画了这一形象——它将古代印第安文化的象征内涵与现代美学风格相结合，色调深邃、层次分明，生动展现了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面对苦难与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奥罗斯科的众多作品既流露出对现代科技的敬仰，又深刻揭示了人类精神异化的现象，因此他在壁画运动中被誉为哲学思考最为深邃的艺术家。
西盖罗斯作为壁画运动中行动主义与实验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专注于以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大众的共同意愿，并突出壁画在公共场所传播社会理想的作用。他不断尝试创新壁画的新材料和新技法，如工业涂料、合成材料、喷枪以及曲面造型等，通过立体透视和鲜明的光影对比，颠覆了传统壁画的二维特性，使观众仿佛融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的进军》这部作品不仅彰显了他对政治抱负的执着追求与艺术上的革新精神，更是墨西哥壁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西盖罗斯倾注了深厚的情感，并在1956年亲自访问了中国。他对我国传统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新时代的艺术创新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激发了众多中国艺术家对新型艺术的憧憬，这一影响贯穿了他们后半生的艺术生涯，成为了中墨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感人至深且意义重大的篇章。
在墨西哥壁画运动几乎同步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我国正遭遇着严峻的危机。正是在这个年代，鲁迅先生不遗余力地提倡并推动了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使其在中国大地迅速发展。鲁迅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与墨西哥所经历的变革以及文化上的追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也深刻理解到，艺术作为一种有力的战斗工具，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他本人负责编纂并发行了《近代木刻选集》，书中不仅对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进行了展示，更是首次向中国读者推介了墨西哥壁画艺术，而且在《北斗》杂志的第二期中，他还对里维拉的画作《贫人之夜》进行了介绍。鲁迅在当时众多中国艺术家仍对西方艺术情有独钟之际，却向公众力荐一种旨在服务大众、与社会积极互动的新兴艺术形式，这一举措无疑为我国青年艺术家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墨西哥壁画运动以及中国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均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左翼艺术潮流的关键部分，二者均以艺术作为工具，投身于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它们相隔海洋遥相呼应，在革命的叙述中共同奏响了令人震撼的旋律。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契合——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仰、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对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坚定信念——形成了一种深刻而超越时空的“革命艺术精神”的交流。这种精神交流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以及在今日中墨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的当下，引发了更为深远的共鸣。在公共艺术领域，中墨艺术家们的携手合作，不仅是对双方革命艺术传统的深入反思和崇高礼赞，而且也是源于墙体之上的宏大对话的持续发展。
古代宇宙观的相互映照，民间艺术的生动交流，以及壁画与木刻艺术的和谐共鸣，共同揭示了文明间的距离无法阻挡精神上的契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跨越太平洋的艺术交流，不仅增色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更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了坚实的审美基础。展望未来，随着更多文化交流项目的推进，中墨艺术定能在对话中散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
（作者：孟夏韵，系外交学院西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