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德国杰出的思想者们心中所思何物？面对极权统治，哲学真的无能为力吗？英国作家兼思想史研究者莱斯利·张伯伦深入探究了韦伯、阿多诺等十余位哲学家的人生轨迹，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岁月，他们依然坚守着人性的光辉，对理性、技术与人的关联进行了重新审视，并致力于在废墟之上探寻重塑人类尊严的途径。对这种理念的坚守，构成了对极权统治最为坚决的抵制。本章节内容选自《黑暗时代的哲学家》第三章，其中探讨的主题是“技术的本质”。该文由澎湃新闻在浦睿文化的授权下进行发布。
莱斯利·张伯伦，这位生活在黑暗时代的哲学家，其作品由岳麓书社与浦睿文化联合出版，并由闾默凡担任翻译。本书于2025年5月正式发行，全书共计328页，定价为78.00元。
德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所经历的工业与城市化转型，并未受到俄罗斯和意大利那股激进的未来主义潮流的冲击。相反，那个时期的德国，其主导情绪更像是四分之三世纪前，狄更斯和罗斯金在作品中描绘的那幅布满烟囱和贫民窟的英国景象，对技术所流露出的那份反感。狄更斯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大众社会中物质与精神享受的不足，以及社会正义的缺失所引发的焦虑情绪。与此同时，罗斯金则对教育与品位的浅薄化表示忧虑，并担忧这种趋势对人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物质文明强大的威胁之下，德国中产阶级此时正感受到一种类似且来得较晚的文化焦虑。德国机械文明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力，从内燃机到齐柏林硬式飞艇、火炮以及坦克，逐渐显露无遗。然而，“一战”的败北似乎预示着新的历史篇章即将开启。这或许意味着，是时候重新审视机械对现代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了。
赫尔曼·黑塞首先发出声音，他认为机械是一种既残忍又愚昧的存在。在1926年的诗作《机械的战争》里，机械装置将人猛地抛向水泥墙面，以此彰显其凶残，然而由于缺乏智慧，它又显得极其愚蠢。机械不过是理性计算的产物，它代表了当代意识中非人化的极致。机械之助，德国人在1914至1918年间对自己的实力评价过高。到了1927年，黑塞在其小说《荒原狼》里，反英雄角色哈里·哈勒尔在展望未来之际，似乎难以抑制对那段战争岁月的回忆。技术之力，无论何地，皆能酿造出噩梦般的悲剧。
街道上，装甲车辆紧追不舍，追逐着行人。它们将他们击倒，或是将他们摔至地面，或是挤压在房屋墙壁上至死。我瞬间意识到，这已是一场蓄谋已久、翘首以盼的人与机械之间的冲突，此刻终于爆发。四周遍布着尸体，腐烂不堪，四周布满了破损、扭曲、半烧毁的汽车。飞机在一片恐怖的混乱之中盘旋，众多屋顶和窗户间，步枪与机枪的火力正纷纷朝它倾泻。
随着对技术的深入了解，他对此的态度似乎也有了显著的转变。哈里·哈勒尔紧接着补充说：
墙上自发地贴满了璀璨夺目的标语，硕大的字母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呼唤着国家与人民并肩，对抗那些肥头大耳、身着华丽、散发着香水味的财阀。这些财阀借助机器，从死者身上榨取财富，而自己则换得了一辆辆庞大如恶鬼咆哮般的汽车。让我们点燃工厂吧！在贫瘠的土地上，留下一些空旷之地吧！清除废弃物品，随之草地将得以重生，森林、绿茵、荆棘丛、溪水以及湿地也将重返这片尘土与混凝土交织的土地。
此时，新的思想逐渐崭露头角，认为只要正义的力量能够掌握科技，必然引发社会变革，甚至有可能拯救整个世界。这一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社会变革前景，不仅点燃了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激情，也激发了民粹主义者的希望之光。然而，在此之前，哲学家们还需对技术给出明确的定义。
恩斯特·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晚期的代表人物，在时代和观点上均被视为该流派的终结者，他诞生于一个极为富裕的德国犹太家族。这个家族与瓦尔特·拉特瑙家族一样，深度参与了德国迅猛的工业化进程。从俾斯麦缔造联邦德国的辉煌时期开始，卡西尔家族众多分支先是在布雷斯劳，继而在柏林大兴土木，建造住宅和工厂。橡胶成为家族经营的关键商品。那用于报纸印刷的纸浆同样是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家族最知名的产品是一种在收听无线电时能有效减少干扰的电线。卡西尔并未对机械产生恐惧感，尽管这并非完全源于家族在工业领域的背景——同样来自实业界的瓦尔特·拉特瑙却对机械感到极度恐惧。这恰恰是因为这位新康德主义者坚信，康德的哲学体系必定能够吸纳并阐释其所遭遇的所有现象。
在卡西尔看来，哲学构成了所有知识，包括科学和人文知识的根基。鉴于机器同样是人类所创造，哲学自然可以涵盖并阐释机器。但为了克服德国人性观所面临的挑战，有必要构建一种融入技术元素的、改良后的康德理论，并利用它来探讨知识与想象的相关议题。卡西尔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科恩正努力借助科学手段为康德的哲学注入现代气息，那时卡西尔便在其指导下研习数学理论。卡西尔还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享有盛誉，他对德国诗歌的奠基人歌德的作品了如指掌。凭借他在多个领域展现出的非凡才华，他直至生命的终结都坚信康德的普遍主义理念。
在他内心深处，技术仅仅是想象力的一种延伸，与艺术想象力相提并论。它们在地位上，就如同古希腊哲学中技艺（technê）与诗（poesis）所占据的同等重要。这就构成了1930年哲学的使命：
若哲学坚守其职责，亦或若其意图维持其在文化逻辑意识领域中的代表性角色，那么它便需在理论认知、语言运用及艺术表现等方面，探寻那些促成技术效能增强与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
《形式与技术》这篇发表于1930年的长篇著作，几乎囊括了卡西尔生平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战争年代，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康德哲学价值的重新挖掘之中，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包括《自由与形式》——这部作品至今仍被视为深入理解德国唯心主义民族特色和美学观念的不可或缺的读物——以及《康德的生平与思想》。1914年，正当众多新康德派哲学家热衷于拥护德国的沙文主义立场之际，卡西尔却成为了一位罕见的反对德皇扩张野心的思想家。随后，在1919年，他加入了新设立的汉堡大学，并担任讲师一职。到了1920年，他更是晋升为首席哲学教授。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对“符号形式哲学”的深入研究。如同胡塞尔那般，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阵营之中，尤其在1930至1932年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启蒙运动历史的深入研究之中。1929至1930年间，卡西尔身为校长，坦诚地流露了对自由氛围的深切怀念。尽管汉堡大学和魏玛共和国均是在1919年那个自由气息浓郁的年份成立的，然而时至今日，它们都承受着来自政治极端势力的巨大压力。有人批评卡西尔未能察觉政局变动，然而这实际上源于他坚信，作为一位批判性的观察者，哲学家不应直接介入社会与日常生活，这一理念与他非凡的勇气并无矛盾之处。
《形式与技术》一书的价值并非仅体现在其对技术难题的解决上——这些难题连同人际关系和理性问题，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为紧迫的三大议题——其核心在于它在德国哲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卡西尔几乎开创了第四种康德式的批判哲学体系。卡西尔将哲学视为一种富含道德意义的学科，因此认为哲学是最为适宜的，用以体现“文化的逻辑意识”。正因如此，卡西尔运用这种逻辑意识，成功构建了一门专注于技术领域专业知识批判的哲学体系。
康德在1781至1790年期间，分别对纯粹理性、道德以及审美判断力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卡西尔则追随康德的脚步，将技术视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另一种先验能力。他提出，无论是思考还是行动，无论是语言运用还是有效的实践活动，世界的形态并非人们被动接受和感知的产物；相反，人类需要主动地“创造”这一形态。
在《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对技术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观点虽深刻却与康德的理论相悖，《形式与技术》一书可视作对他观点的一种反驳。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那场著名的辩论中，卡西尔败给了海德格尔，而本文或许能帮助他挽回一些颜面。然而，《形式与技术》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质疑。卡西尔认为，技术内在地遵循着“恒定不变且迫切需要实现的法则”。马克思主义着重于阶级利益，并忽视了个人的意愿，这与普遍人性的理念相悖。然而，卡西尔坚信普遍人性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技术的先验能力正是其内涵的一部分。这便构成了技术的法则。技术，本质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在技术掌握的层面上，普罗米修斯与20世纪制造机器的劳动者并无本质区别。技术，如同先验的理性、审美鉴赏力以及对道德规范的感知能力一般，是塑造日常体验形态的工具。鉴于康德曾教导人类拥有掌控自身命运的永恒能力，卡西尔对技术并无畏惧之心。这一点，正是他最为卓越的成就。以康德的视角审视技术，便能迅速为其赋予人性与道德的内涵。
卡西尔展现出的自信姿态，或许能激发我们对生态责任的深入思考。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形势紧迫，希特勒在夺取政权后，正意图借助德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将其转化为战争中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卡西尔的声音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评价技术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其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洞悉技术的“内在特质”，亦即“其纯粹的创造性意志和能量”。面对时代对实践领域指导的迫切需求，卡西尔依旧恪守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坚信哲学家的职责在于构建理论。
卡西尔以道德与诗学的视角审视时代的演变，这一视角在黑格尔之前便已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歌德的时期。他与西美尔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然而西美尔在后来转向运用社会学来丰富其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卡西尔借鉴生物学进行类比，提出人类文明进步中蕴含的“纯粹创造性的意志与力量”促进了文化领域的生命力提升，并引发了文化形态的演变。然而，卡西尔继承了歌德而非达尔文的学术传统。他赞同歌德对有机体复杂性的看法，并认为人类——作为主体——通过赋予接触到的物质以形态，辩证地塑造了自身的文化。我之前曾提及，为了消除意识与客观世界之间明显的界限，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出了辩证法这一理论武器。我已阐述了西美尔如何运用这一武器。从德国文化的视角来看，物质的发展必须理解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本质上的辩证互动。这表现为心灵与自然之间的激烈碰撞，是矛盾双方不断理解、不断融合的过程。
歌德对辩证法的深入洞察极大地塑造了卡西尔对技术认知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并非遵循一条直线，因此技术并非仅仅是文化领域的新增元素。相反，它更像是一种与文化和解并列的潜在力量，时刻准备着随时发挥作用。技术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其出现使得文明向更高形态的演变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在大众文化领域力图强调对机械的恐惧情绪的拉特瑙，如今已经离世。然而，与他有过交流的卡西尔此刻却引用了他的言论：
若深思全球的生产实况，经济领域所展现的狂热，理应引起我们的忧虑。在我国的商场中，充斥着过剩的、琐碎的、有害的、令人厌恶的商品，这些几天后便会被遗忘的潮流产物，以及那些能让人沉迷、带来刺激、导致麻木的物质……在每一个新的财政季度，此类垃圾便会堆积如山，遍布于每一间商店与仓库。生产这些产品，需投入数百万人的辛勤劳作；制造它们，原材料消耗巨大，设备与厂房资源被占用，同时，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业实力和劳动力也被其消耗。
拉特瑙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对原材料和劳动力无休止的渴求确实令人感到恐惧。然而，卡西尔多次引用莱布尼茨关于造物主的论述来反驳拉特瑙，他坚信技术能够将权力赋予人类。他认为，所造成的破坏是可以得到修复的，而一个最理想的世界依然有可能被塑造出来。
德国在那时正处在美国和苏联所倡导的两种现代化模式之间，急切地寻找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如同卡西尔所借鉴柏拉图的观点，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否有所裨益？实际上并无太大帮助。然而，当下的关键任务是要超越马克思的理论，对歌德于1797年创作的叙事诗《魔法师的学徒》进行全新的解读。马克思曾认为，这部作品展现了资本家在失去对局势掌控后所引发的混乱局面。为了规避政治上的嫌疑，卡西尔选取了《高尔吉亚篇》中关于达那伊得斯姐妹与水罐的故事进行类比。达那伊得斯姐妹是阿尔戈斯国王达那俄斯的五十名女儿，她们因触怒神明而遭受惩罚，被迫将一个有漏洞的瓮装满水。然而，瓮上的洞使得水永远无法装满。“现代科技与经济……就如同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水罐。”与此相比，这一比喻所引发的震撼感显然要弱得多。当时最具震撼性的，无疑是弗里茨·朗执导的《大都会》里工人被卷入时钟指针的惊悚一幕。尽管卡西尔在政治领域勇敢地对抗了那股非理性的潮流，然而他却选择忽视技术发展对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海德格尔，这位卡西尔的批评者，对技术的看法与众不同：它并非是那种震撼人心的画面，也非叙事历史中那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而是一种源于西方哲学对抽象理性的执着追求，却始终未能被压制，最终破土而出的独特唯物主义言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这个词汇蕴含着一种全新的审视哲学历史的视角，而他正准备向我们娓娓道来。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有共通之处，同样精通拉丁语与希腊语。他深信，由于希腊哲学的根基深植于技术观念，并与技术紧密相连，因此，借助希腊哲学，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始终预先准备好去理解技术的哲学视角。“始终预先”这一表述，似乎与康德的先验官能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即便是海德格尔，也难以完全脱离康德的思想影响。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巧妙地运用这些狡黠的术语，使得研究对象从知识的条件性转移到了此在的条件性——即我们存在于世界中的生存方式。他对辩证法并无好感，对黑格尔的理论也采取了独特的解读方式。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海德格尔与众不同的理论视角。他自认为是位后达尔文唯物主义者，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对存在与工具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他对技术的态度由此发生了转变，不再持有敌意。此在概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周遭环境。然而，当时的德国正笼罩在恐惧之中。无论是卡西尔还是海德格尔，都未能平息机械技术引发的恐慌。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展开辩论的两年之后，恰逢卡西尔发表关于技术的长篇论述的次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31年推出了《人与技术》一文，这篇文章中显现了元首的教条主义。毕竟，在德国当时那种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任何一位政治领袖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这一进步。韦伯和弗洛伊德等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后唯心主义者，并未将美国工业—文化模式照搬到德国，他们自视甚高，不屑于美国民众的无知，以及对流水线生产所暴露出的人性缺失。然而，斯宾格勒对苏联模式亦怀有敌意和恐惧。在此背景下，德国在团结技术与文化这一使命上，承受着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强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