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国内外的众多科研机构共同宣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在云南省江川区的甘棠箐遗址，考古工作者成功挖掘出35件保存状况极佳的木器，这些木器的年代可追溯至约30万年前。同时，还发现了与这些木器一同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大量的石器、骨角制品、动物化石以及植物遗迹。甘棠箐遗址中发掘出的木质工具与鹿角制成的软锤，堪称东亚区域内最早发现的实例，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这样的发现同样极为稀有。
甘棠箐遗址坐落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紧邻抚仙湖南岸，距离湖畔大约有5公里的距离。该遗址在1984年被发现，并于1989年首次进行考古发掘。2014年至2015年以及2018年至2019年，遗址再次被发掘。在这两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工具、动物化石、木质遗物以及植物种子。本次公布的材料均源自最近的两次考古发掘工作。
甘棠箐遗址中发掘出了众多保存状态极佳的木质构件及植物种子。经过科研团队的细致研究，结合地貌、地层、古植物学以及埋藏学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分析，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该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独特，其文化遗存所埋藏的地层是由古抚仙湖周边的河流和湖泊沉积物构成的。在这样的饱水、缺氧、稳定环境以及快速埋藏的条件下，遗址中保存了大量的有机质材料。
面对遗址年代超出碳十四测年极限的难题，科研人员运用了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技术以及电子自旋共振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测年与数据验证。他们通过光释光技术对钾长石矿物颗粒的释光信号进行测定，同时结合动物牙齿的电子自旋共振技术和贝叶斯分析模型，最终推断出古人类在遗址上的活动时间大约在距今36至25万年之间。
为了证实这些木制器具的人造特征及其用途，研究小组进行了包括材料检测、痕迹追踪、残留物鉴定以及实验仿真的多项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木器主要选用松木作为原材料。通过宏观和微观的观察，我们发现部分样本上留有因修剪枝条、修整形状以及削尖处理而形成的切割痕迹，而在器具的尖端，则可见到因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磨光痕迹和断裂损坏。这些痕迹不仅出现在特定的区域，而且呈现出一定的方向性，这充分证明了人类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的痕迹。木器尖端存有土壤中的残留物，例如植物淀粉粒，这一发现表明木器的主要用途是挖掘地下的植物食材。通过实验，我们成功模拟并复原了使用石器加工木器，并以此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这一实验结果进一步佐证了遗址中出土的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工具的论断。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部分木器
遗址中的石器以刮削器为主，且尺寸极小，这一现象的谜底通过原料和技术分析得以揭晓。遗址周边缺少制作石器的材料，因此人们不得不远赴他处采集石料，再将加工成便携式的小型石器运回遗址使用。木器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遗址居民面临石料短缺的困境，从而选择以木质工具来替代石器的功能。这些石器被古人用于制作木器和分割猎物，而木器上的刮削痕迹以及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正是这一用途的实证。石器外表朴素无华，然而部分样本的刃部却清晰可见精心打磨的印迹。由鹿角残片制成的四件软锤上，使用痕迹尤为明显。软锤打击加工技术的运用，标志着石器制造技术的成熟，这一发现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东亚石器技术，并不如先前所想的那样落后于西方。
部分木器上的加工痕迹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软锤及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
该遗址原生地层中保存了大量的木器、石器、骨角器以及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这些材料揭示了古人类在生产与生存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项研究从多个角度对学术界关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及其成因的理解进行了重新诠释，例如，探讨了竹木器在东亚和东南亚古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发现对旧石器时代“竹木器假说”的验证意义。这一发现首次揭示了古人类在采集经济方面的状况，详细展示了远古时期餐桌上丰富多样的食材种类，为古代人类使用木制工具挖掘可食用植物根茎的行为提供了确凿的证明，并揭示了东南亚古人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下独特的资源利用手段以及他们适应生存环境的独特方式。
甘棠箐先民用木器挖掘植物根茎示意图
7月4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以《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出土的距今约30万年的木质工具》为题，成功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科学》。
来源 中国科学院、“央视一套”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