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文摘》一书由我国著名学者刘东教授担任主编，同时汇集了10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担任编委，他们定期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搜集。本辑精选了来自数十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32篇论文和12篇书评，内容广泛，涉及人文学科的多个分支领域。其中，论文探讨了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唐代宦官世族的政权运作、宋代艺术史与艺术发展、明清时期的白银市场供应、清代邸报的发行与流通情况、17至18世纪中欧之间的礼物交换、江南地区的性别角色分工、甲申政变后清朝外交制度的运行机制、早期现代中国纸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劳动阶级认同、风俗画与北京过渡时期的变迁，以及冷战时期边疆地区的农业与蔬菜市场等。这些议题不仅展现了海外汉学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兼具理论深度和学术兴趣。
《中国研究文摘》第一辑，由刘东担任主编，由世纪文景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内文选读：
麦嘉缔与“琉球处分”问题
近年来，外交史研究逐渐认识到，若仅聚焦于国家与准国家代表间的外交互动，而忽略其他行为主体、场所或机制，这一做法已逐渐演变为阻碍该领域发展的关键障碍。此外，近代东亚的外交领域亦显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区域内部原本就包含了复杂的政治体系、外交准则和既定习俗；自近代以来，外部政治、文化、军事等多重因素亦融入其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面对由此产生的众多历史议题，单纯依赖“官方外交”或立足于西方“近代外交”的理论框架，恐怕难以充分应对。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着日本试图并吞琉球的历史事件（以下简称“琉球处分”），在此背景下，中、美、日三国展开了复杂的外交博弈。这一事件，无疑是洞察近代东亚外交史多层性和复杂性的绝佳切入点之一。
当前对“琉球处分”的研究在分析角度和方法论上展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分析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了拓展，二是研究对象呈现出多样性，三是聚焦于东亚秩序的演变，尤其是从华夷秩序的逐步解体到转向西方型秩序的整个转变过程。在此情境之下，托马斯·P·白瑞唐的研究论文，其焦点集中在了清朝驻日本公使馆的外籍馆员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这一人物之上。在过往的清史研究之中，针对诸如麦嘉缔这般的清朝驻日公使馆外籍馆员，研究者们往往聚焦于他们在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领域所作出的贡献。然而，正如白瑞唐所述，麦嘉缔在履行公务之余，还借助个人的人脉、资源和知识，暗中为清朝利益的最大化而四处活动。作者还希冀通过对麦嘉缔在琉球处分事件中的个人行动进行梳理，深入分析个体在外交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性，进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新的思考路径。
该论文的论述部分共划分为三个章节，具体包括：《传教士身份与清朝驻日公使馆员的转变》、《琉球议题与麦嘉缔的个人行动》以及《麦嘉缔的个人行动与1880年清日之间的外交交涉》。
第一章中，作者对麦嘉缔的生平进行了概述：他于1820年诞生于美国，随后在1843年以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的身份被派遣至中国传教。此后，他还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前身之一，即东京开成学校，担任教职。后来，他选择辞去教职，于1877年重返中国，并在清朝驻日公使馆中供职。他不仅肩负起中日互译、英法日文的翻译任务，以及英文公文的撰写等公务，而且在个人领域也热情投入了三项关键活动：首先，他深入研究调查了琉球问题；其次，他与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进行了交流；最后，他通过新闻报纸等媒体平台展现自己的才华，广泛制造舆论效应。
第二章中，作者对麦嘉缔在私人领域进行的三项活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麦嘉缔，一位深知中日两国当时形势的公使馆馆员，在刚上任之际，便敏锐地察觉到围绕琉球问题，清日双方可能会产生矛盾。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他穿梭于东京和横滨的书店，竭力搜集有关琉球诸岛的地图以及各类地理、历史书籍。在一年时间里，他对琉球王国的历史、风俗、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白瑞唐特别强调，麦嘉缔的调查行为纯属个人举动，并非受上级指示。然而，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并非毫无所闻。一方面，何如璋对麦嘉缔的性格了如指掌，深知其热衷于研究，并对他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赞扬；另一方面，当时清朝驻各地公使馆的馆员们普遍具有调研和搜集任职地信息的行动特点。因此，无论是从公共还是私人的角度，公使馆都不会对麦嘉缔的举动发表任何评论。这实际上为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去从事个人事务，而他通过研究调查所积累的知识和成果，也日后成为了他施展外交才能的关键基石和先决条件。
再者，在1878年“琉球处分”事件爆发之际，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意图通过“废琉置县”的手段来吞并琉球。对于清朝而言，琉球的丧失象征着“宗属关系”的破裂，因此他们渴望在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恢复琉球王国的独立地位。到了1879年，正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清政府便委托他担任调停者，前往日本进行此事的斡旋工作。在另一边，身为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的美国人麦嘉缔，身兼数职，诸如“美国在东京的居留民委员长”以及“日本亚洲协会的评议员”等。他在日本的外籍人士社交圈和美国外交官群体中享有盛誉。此外，他精通中、英、日三门语言，因此成为了接待格兰特访日代表团的关键人物，并获得了与格兰特私下交流的特权。
根据白瑞唐的研究，目前所知的“琉球处分”中清日间的“二分案”与“三分案”均与麦嘉缔关系紧密。在麦嘉缔与格兰特频繁的私下交流中，他或许受何如璋之托，或许是为了履行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的责任，为达成清朝外交目标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承担调解重任的格兰特却对相关领域知识掌握不足，他迫切需要像麦嘉缔这样值得信赖的人在他背后默默出谋划策。据史料记载，麦嘉缔最初向格兰特提出的“妥协案”实际上为后来的“二分案”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麦嘉缔认为最为切实可行的理想方案。麦嘉缔在得知清廷意图恢复琉球王国后，随即撤销了之前的提案，并向格兰特透露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与后来的“三分案”几乎一致。作者也直言，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表明格兰特在公共场合具体向日方提出了哪类方案。然而，他根据一些细微的线索推断，格兰特很可能在私下将麦嘉缔所提供的方案泄露给了他人。同时，日方也通过各种渠道多少知道了格兰特更倾向于“二分案”的倾向。
此外，尽管日本意图加速推进对琉球的处置，但对国际社会的反响深感忧虑。因为按照当时全球通行的“普遍性”准则，若采用西方手段来并吞琉球，明治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在1850年代，琉球早已与美、法、荷等西方强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在依据西方外交准则所签订的协定中，琉球一方不仅采纳了清朝的纪年方式，且所使用的书写文字均为汉字。这一事实反映出琉球不仅是一个享有独立外交权力的政治单位，而且还与清朝保持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因此实际上已经切断了“琉球处分”合法性的根基。作者的调研表明，自1878年起，日本方面便致力于搜集资料并撰写文章，旨在阐述并突出“琉球处分”的历史根据。这一行动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方面，旨在驳斥清朝对历史的理解，并确立自身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琉球处分”的合理性。
日本所撰写的文章，名为《日本与琉球》，起初由井上馨执笔，后经翻译变为英文，最终于1879年10月11日刊登在英文报纸《东京时报》上。该文一经发表，麦嘉缔便对其中对历史事实的扭曲表示强烈不满，随即提笔进行了反驳。考虑到前期已经完成了详尽的准备工作，麦嘉缔迅速以《兼听则明》为题撰写文章，并且在同一年的11月26日，在英文报纸《日本公报》上同样发表了文章，针对《日本与琉球》一文中提出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作者指出：麦嘉缔凭借详尽的史料佐证，不仅巧妙地运用日本资料来反驳对方立场，而且频繁指出对方在史料翻译中的偏颇手法，揭露其篡改历史的错误倾向；尤为难得的是，他广泛采用了西方人士所熟知的国际法理论，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一方的观点，堪称一部娴熟运用西方学术规范、对多语种资料引用恰当的杰出著作。
《兼听则明》一经发布，在国际外交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欧美各国驻日公使纷纷将其抄写并呈递给本国政府，甚至得到了清朝朝廷的高度赞誉。这使得日本方面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尽管在1880年初，日本方面在《东京日日新闻》上急忙发表文章进行回应，但根据作者的研究，这篇文章根本无法应对麦嘉缔提出的众多疑问。尤为重要的是，该回应文章仅限于日文版本，并未如同《日本与琉球》那样以英文形式对外发布，亦非仅在国内“维持一点体面”，其结果可谓是“惨不忍睹”。
第三章中，作者对1880年清日就“琉球处分”所进行的谈判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此检验麦嘉缔先前私人交往中的种种努力是否真正取得了成效。观察日方所提出的谈判条款，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与麦嘉缔曾向格兰特提交的第一方案——即所谓的“二分案”——相吻合。而此时，麦嘉缔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务并返回了祖国。当他得知自己的付出并未徒劳，且最终收获了成果，心中充满了喜悦。除了格兰特在调解过程中对日方施加的影响之外，麦嘉缔在其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提及，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之前发表的那篇社论。
自然，如此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增光添彩难免引起争议，白瑞唐也坦陈，截至目前，他尚未发现任何日方史料能够证实日本因受《兼听则明》一文启发而在外交交涉中作出过让步。作者之所以赞同麦嘉缔的观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兼听则明》一文发表后，日本政府除了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的那篇社论之外，未曾再动用任何资源去深入挖掘“琉球处分”的历史根据；其次，与麦嘉缔在文风上有所交锋的井上馨，他本人也一直身处处理琉球问题的核心团队，他深知自己原本打算用来向国际社会展示“琉球处分”合理性的资料，已经难以具备足够的说服力。鉴于格兰特的调解作用以及《兼听则明》在国际外交领域的显著影响，“二分案”无疑成为了那个时期对日本政府最为有利的谈判策略。这一成果与麦嘉缔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
历史的脚步未必能顺应人心所向，即便当年流亡至清朝的琉球人曾大声疾呼“分割即亡国”，但清政府依然坚决不肯放松对琉球属国恢复条件的谈判，最终双方谈判无果而终。随后，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日本在琉球得以稳固其地位。麦嘉缔的愿景最终未能成真。若非白瑞唐对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那些如同麦嘉缔般的“小人物”或许将始终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鲜有人能识其真容。
通读全文后，我们发现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详细地再现了清朝驻日公使馆的麦嘉缔馆员如何利用个人的人脉、资源以及知识，为了清朝的外交利益而四处奔波的整个过程；而在第三章中，作者基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让步计划，提出了一个假设，从侧面证实了麦嘉缔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确实产生了实际效果。这篇论文不仅扩充了“琉球处分”研究的领域，而且正如作者在开篇所阐述的，从外交的多层面和复杂性角度出发，为研究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贡献了新颖的见解。这一见解主张突破“公”与“私”的二元思维束缚，认识到外交领域内存在众多行为主体，这些主体可能包括大使或公使的配偶、书记员、翻译、外籍雇员，甚至仆役——若能认可他们的个体身份，并深入研究和关注他们在外交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便能揭示出历史的新面貌。（王侃良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