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台北，冬夜。
寒流穿过海峡，给这座才成为“行都”的岛屿带来了一抹非亚热带的凄凉。在一栋日式风格的寓所中，灯光被厚厚的窗帘遮得密不透风，仅在缝隙处透出少许微光。
客厅里，气氛安静得有些压抑。
吴石将军穿着便服，正在亲自给一位客人沏茶。他的动作很儒雅，神态十分谦和。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而不是戴着中将领章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中年女士。这位女士气质娴静，目光沉着。她叫朱谌之，对外身份是富商的太太，其真实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特派员。
“吴将军”，“情况紧急”，“我必须尽快拿到东西”，朱谌之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
吴石点了点头，并未开口说话，他从书房暗格中取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微缩胶卷，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茶几上，接着推了过去。
吴石的声音低沉且平稳地说道，这里面有你要的全部，台岛战区的战略防御图在里面，海防前线阵地兵力配备在里面，各空军基地的机群种类和数量也在里面。
朱谌之的呼吸，不易察觉地停滞了一瞬间。她明白，这枚小小的胶卷，它的分量很重。它能够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向。它可以让千万将士的鲜血，少洒在滩头阵地上。
她把胶卷紧紧握在手心，那触感冰凉，好像是整个民族的希望，好像是整个民族的重托。
“保重，将军。”朱谌之起身告辞。
吴石把她送到门口，看着她在夜色里渐渐消失不见，之后才慢慢地关上了门，说道“你也是。”
他回到客厅，独自一人，在黑暗中静坐了很长时间。窗外传来国民党“保密局”巡逻车的呼啸声，声音先是由远及近，而后又由近及远。他心里明白，自己此刻正处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那是虎穴的中心 。
他的人生，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从一个备受器重的国军将领，踏上了这条充满荆棘、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道路呢？
思绪，回到了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南国边陲。
01.
1940年，桂南。
吴石身为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刚刚组织并策划了一场反击战，这场反击战堪称教科书级别，在昆仑关大败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取得了桂南会战中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他的好友白崇禧，时任桂林行营主任，拍着他的肩膀赞不绝口，说道：“辞修（吴石的字），你真是我们军中的诸葛亮！”
吴石只是谦和地笑了笑，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他一生浸淫于军事理论，他一生浸淫于军事实践，他将胜利视为军人的本分。
第四战区处在中越边境的位置，这里战事复杂且头绪繁多。有一天，广西镇边县政府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称抓获了一名越南人，此人行动鬼鬼祟祟，看起来很像日本间谍，县政府向上面请示是不是就在当地将其枪毙。在那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年代，像这样的事情，原本是不需要让战区参谋长知晓的。
然而吴石看到电报之后，不知为何鬼使神差地多问了一句，随后下令，说道：“不要枪决，先把人送到柳州战区长官部来。”
当那个被称作“间谍”的人被送到他跟前时，吴石凭借自己超出常人的见识以及多方面的了解，确认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眼前这个面容清瘦、目光坚毅的中年人，不是日本间谍，而是越南共产党的著名领袖，胡志明 。
在吴石看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所有亚洲爱国者的共同事业，这个事业不应区分国家，更不应区分党派。他没有为难胡志明，而是以国士之礼相待，还将其留在柳州长驻 。
他亲自出面，凭借自身影响力，促使越南各个敌对党派，在柳州组建了“越南民族同盟会”，以共同抗日。此外，他还协助举办越南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众多流亡在广西的越南爱国青年，前来学习军事与政治。
胡志明对吴石的远见深感钦佩，对其胸襟也感佩至深。两人时常在柳江边散步，还会谈论时局与未来。吴石身上，有着旧时代中国士大夫的儒雅，也有着旧时代中国士大夫的忠义，同时还有着现代军人开阔的国际视野。
那时的他，对“党国”充满忠诚，那时的他，对“党国”满怀希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才华，他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一定能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博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02.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吴石所在的是第四战区，该战区首当其冲 。
面对日军凶猛的进攻态势，吴石用尽心思，制定了周全的防御计划。然而他很快察觉到，这场战斗，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他多次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请求增加调动大量兵力，以保卫西南大后方。国民党中央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向来关系不融洽。蒋介石怀着“在北面遏制共产党，在南面消灭异己”的私心，对于桂系的求援，不予理会，一兵一卒都不派遣。
更致命的是 中央军和桂系高层下达的军令 常常相互矛盾 前线将士 往往在一天之内 会接到几道完全相反的命令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有的命令要求坚决守住 有的命令要求转移 军队的指挥系统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吴石看着自己亲手制定的防线，在一片混乱里，在一片内耗中，被日军轻易地撕开，被日军轻易地洞穿。他心急如焚，可又无能为力。
最终，大溃退开始了。
那是一个让吴石终生铭记的冬天，天气极为寒冷，数十万军队以及数百万百姓，在桂黔公路上，这条泥泞湿滑的道路上，汇聚成了一股庞大的、充满绝望的洪流 。
百姓拖儿带女，在泥水中艰难跋涉，哭喊声不断，呻吟声不止，咒骂声连连，这些声音响彻山谷。天上有日军的飞机，它们肆无忌惮地盘旋，接着俯冲，然后投弹，最后扫射。身后是日寇的追兵，他们步步紧逼 。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因饥饿倒在逃难途中，因寒冷倒在逃难途中，因疾病倒在逃难途中，因敌人的炮火倒在逃难途中，他们的尸体，被后来者的脚踩进冰冷的泥浆里 。
吴石和他的参谋部在这股人流中狼狈地撤退，他亲眼看到一个母亲怀里抱着早已冻死的婴儿麻木地向前走着，他亲眼看到一个老汉因走不动被自己的儿子含泪遗弃在路旁 。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早就丧失了斗志。他们如同难民一般，争抢着数量不多的食物。甚至为了一个馒头，就对着百姓举起了枪。
国不成国，军不成军。
看到这一切，吴石头一回，对那个他始终尽忠效力的“党国”，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这种怀疑动摇了根基 。
这，就是他要用生命去保卫的政府？这个政权对内排斥异己，对外消极抵抗，还视人民如草芥，真的值得他去效忠？
在一个夜晚，寒风刺骨，他对着土地，满目疮痍，又对着人民，流离失所，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声音，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
不久之后，他决然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职务，以近乎决裂的姿态，表达了失望，也表达了愤怒。
03.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胜利。
吴石心中的郁结，有了些许缓解。他接受了新的任命，随后跟随军队前往上海，承担接收工作。
然而，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再次将他推入了更深的失望之中。
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以“接收敌产”为借口，疯狂地贪污腐败，将财物据为己有。他们住进奢华的洋房，驾驶着高档轿车，把工厂、银行、仓库，都变为自己的财产。这些人被称作“五子登科”的功臣——“条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个个养得肥头大耳。
在他们身后，是上海的普通市民。物价飞涨，百姓手中的法币，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无数人因此流离失所，只能靠乞讨为生。胜利带来的喜悦，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反倒让他们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吴石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
不久后，他被调回南京，他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这是一个掌管军事历史资料的部门，这个部门很清闲，这个部门没有丝毫实权。
他看着那些将领，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甚至投敌降日，却因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被委以重任，还一个个弹冠相庆。而他这样接受过系统军事教育且有实战大功的将领，却因不是“自己人”，被投闲置散 。
这使他愈发苦闷，他毕生所学的，乃是经国纬政、用兵打仗的本领，然而却报国无门 。
吴石，彻底失望了。
他开始在家里毫不避讳地批评时政，在办公室毫不避讳地批评时政，在与朋友的聚会中也毫不避讳地批评时政。他常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
这句话，迅速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极为愤怒，特地向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询问，吴石是否讲过这样的话。
李以劻和吴石私下交情非常好，急忙为吴石辩解，称这只是吴石因志向未实现而发的怨言，蒋介石这才半信半疑，暂且放过了吴石。
但吴石心中的那颗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解放区的广播，他让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解放区的政策和军事进展，此时吴韶成已经上了大学 。
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在这套房子的隔壁，住着保密局的局长，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名叫毛人凤。
然而在毛人凤的注视范围内，吴石的举动，依旧坦然，甚至称得上是无所畏惧。他好像已然把生死，置于考虑范围之外 。
04.
吴石的转变，并非无源之水。
他很早便对中共有了好感，且与共产党人有诸多交往。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还曾特意邀请周恩来、叶剑英，为国民党军官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
他生命中，还有两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人。
一位是他的同乡，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名叫吴仲禧。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吴仲禧就已秘密加入中共，并且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另一位是他的至交好友何遂，何遂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之后，他一直凭借自己的身份，积极协助共产党 。
这两位挚友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作为，它们如同两盏明灯，为处于迷雾中的吴石，指引了方向。
1947年4月，时机终于成熟。
何遂秘密介绍，吴石在上海一处安全屋，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了。
这一次见面，意味着吴石正式和共产党有了联系，他把自己称作“一个在黑暗里，憧憬光明的追随者”。
从那时起，吴石凭借自己常往返于沪宁之间的便利条件，持续为中共华东局送军事情报，一份又一份，且至关重要。何遂的家成了他们传递情报的中转站 。
1948年6月，在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作为吴石的老同学，被派遣前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担任国防部中将部员，吴仲禧抵达南京后，马上找到了吴石。
吴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亲自写了一封信，把信交给吴仲禧，让吴仲禧带给自己的学生，当时担任“徐州剿总”参谋长的李树正 。
信中这样写道，仲禧兄是我多年的挚友，其学养深厚，希望你能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李树正见到了恩师的亲笔信，于是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不敢有一点怠慢，他不但把吴仲禧奉为上宾，还亲自带着他，进入了总部的机要室，去观看那张标满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的巨幅作战地图。
吴仲禧表面上没有露出任何声色，他运用自己那经过专业训练的大脑，把地图上的主要部署，都一一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为了尽快送出情报，他第二天称病，请求返回南京就医。抵达南京后，他即刻前往上海，把这份关乎几十万解放军将士生命的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详尽报告。
时间到了1949年初的时候，解放军朝着南方进军，军队的锋芒直接指向南京。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局势危急，快要垮台了。
在国民党败退台岛之前，国民党国防部还保存着五百箱极为重要的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是白崇禧，参谋总长是陈诚，他们都主张马上把这批档案直接运往台岛。
而时任史政局局长的吴石，却在这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建议。
他提出理由，称福州地理位置优越，进可轻易返回京城，退可便捷转向台湾，据此建议当局，把这批档案暂时转移到他的老家福州存放。
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石要把这批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通过内部消息得知自己即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计划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率部起义，要把这批关系到国民党军队所有核心机密的档案完完整整地献给解放军。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1949年5月，逃到台岛的国民党当局好像察觉到了某些情况，接连发出几道电令，催促吴石，马上把档案运往台岛。
吴石一方面以“军运紧张，调船困难”当作借口，与台岛方面进行巧妙周旋，另一方面挑选了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等无关紧要的文件，将其权充为绝密档案，把这些作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往台岛，以此来作敷衍。
他知道，自己拖延不了太久了。
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吴石下达了一道“死命令”。
